踏上征途的第四天，不儿罕山平缓光秃的山顶映入眼帘。我们的行进速度忽快忽慢。第一天，我们随兴而至，走到哪算到哪，并不怎么认真，但由于后援的马匹没有及时赶至，所以行程大幅落后。第二天，我们只好手忙脚乱地努力赶上进度。我们策马狂奔了七个小时，一路上，竟然没有碰上任何生物，最后一个小时的旅程，总算放慢了脚步，这一来，可分出马背上的老鸟、菜鸟了。好不容易熬到了休息时间，蒙古牧民轻松下马，仿佛只骑了一时半刻；其他人——蒙古艺术家、远征测试者、阿乌博德、保罗和我——顿时像一滩烂泥似的趴在地上。感谢上天，这段跋涉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进到肯特省之后，我们才第一次见到永久性建筑。这一座苏联式的、让牲口避冬的休息站，建筑形式是在西伯利亚发展出来的，搬到这里，却有些美国西部电影的味道。一道篱笆围着几间木屋。站在屋顶上四处眺望，可以看到宽阔的溪谷，远处一排纤弱的杨柳枝，告诉你河就在那里，再过去是微微起伏的山脉。一个挂着锁的的木门紧闭着，后面拴了只狗，见了陌生人就吠。一条小径引向几栋聚在一起的建筑物。有一间木屋是会议室，两间是仓库，现在都是空荡荡的，另外一间是工寮，第五间是牲口休息站的工作室，也是惟一有人住的一间。这里的管理员是一个牙齿都掉光了的老头，见到我们高兴得要命。原先在这里待产的牲口，产下小仔之后，就被赶到草原上放牧去了，他好长一段时间没见到人。漫漫长日，百无聊赖，只靠一部破收音机，送点人的声音陪他，吃的是没发酵的微甜硬饼，喝的是淡而无味的茶。每隔一天，他都得费尽千辛万苦，把千疮百孔的搅乳器搬到手推车上，拉上半英里荒路，到河边去汲水。他的生活苍凉、孤独、寂寞。
我们要在这里过夜，马鞍放在会议室的展示板下面。展示板上写着激励人心的标语，要当地的生产队加把劲多养些牲口；上面画出五个字段，贴上蒙古草原经济最重要的五种动物图案——骆驼、马、牛、山羊和羊——每种动物图案下面还有一个数字，显示成年牲口的现有数量及预计生产的目标数量，再下来就是还没长成的小牲口数量。我们已经到了蒙古的极北之地，因此在这个生产队中，只有十头骆驼。
在这次小型远征中，完全见不到支持成吉思汗南征北讨的缜密后勤和攻略计划。中古时代的蒙古军队，在出征之前就已经找齐了挑夫，军事行动期间，源源不绝地供应各式补给与装备。展开攻击的几个月前，骑马的斥候则会完成前进路线的调查。奸细化装成行脚商人，混入敌营，再花钱收买探子，搜集情报、散播谣言、挑拨离间，极尽分化之能事。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可怜多了——躲在栅栏里面，口粮已经快吃完了，各种应用物品消耗殆尽，难不成我们还要打那个老头的主意？
我们的向导说，前一天拼命赶路，马匹太累了，非得好好休息一天不可，原先预计的狂奔计划，又被搁置一旁。于是，第三天，我们就在休息站里闲晃，坐骑则在栅栏后面踱步吃草。有时，我们会眺望远方，渴望听到补给卡车的引擎声。蒙古人还是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有的人到河边玩耍去了，有的人关在屋里打盹。只有两个医生还做了点正经事。“大夫”拎着根钓竿，到河边去，没一会儿，带回来五条鱼，每条都大概有三磅重，侧鳍泛出彩虹般的光芒，鱼身则隐约呈现红色。至于那个绑马尾的医生，则是花了一个下午，替老头针灸，老头身上一堆针，躺在幽暗的卧铺上，一待就是一个下午，就只看到扎在他脸上、耳旁和手上的银针闪闪发光。
翌日清晨，我们苦候多时的补给卡车终于出现。很明显，我们要前往不儿罕山，祭祀成吉思汗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一路前行，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越拉越长。有人甚至骑了四五个小时的马，为的是牵几匹马过来，供我们替换。有时经过蒙古包，里面的人知道我们要上哪去，就扔下手边的杂事，跟我们一道走。到了中午，一个雄赳赳的汉子，带了两个小朋友，也加入了行列。他穿了一身猩红的蒙古袍，戴着有点像是西式呢帽（ombrero）的宽边黑帽，背上还背了一把擦得精光闪亮的来复枪。他的孩子大概七到九岁，一个穿紫，一个穿绿，三个人跟马队一起走，为我们这支队伍带来了鲜艳的色彩。我们有点刻意地在河谷里缓慢行进，马蹄所到之处，一片尘土飞扬。
一身鲜亮的牧民知道哪里是扎营的好地方，在河边的悬崖下，我们找到了许多枯干的杨柳树，刚好可以当成柴火。我们到达时，发现前面有一辆手推车，两个帐棚已经扎好了，仿佛队伍里有三十个壮丁。这几顶帐棚磨损得相当厉害，面积也不大，所以，我和保罗决定用我们两个的高山帐棚过夜。蒙古人一直笑我们，说他们的帐棚比较好。他们把马鞍上的褥子与毛毯铺在地上，大约两三英寸厚，然后，一个挨着一个贴得紧紧的，保住体温。
我们必须很早起床，因为今天预定要登上七千六百八十英尺的不儿罕山顶。天刚破晓，河谷中光秃的灌木丛边缘结了一圈一圈的霜。河谷里浓雾弥漫，早上起来打水、刷马的人看起来鬼影幢幢。我们连忙咽下看了就有些饱的早餐——淡而无味的奶茶、黏乎乎的羊肉，随后便走上羊肠小径。这时，太阳已经赶走了谷底的雾气。这条小路引导我们渡过一条又一条的小河，又带我们走过一片沼泽，接下来便是无穷无尽的荒野。前面有一辆重型越野车行过的痕迹，深深的车辙深陷泥地；两旁的灌木丛惨遭火焚，景色苍凉，好像是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老照片，树干不是倾倒，就是千疮百孔，衬得山坡死气沉沉。最后，我们穿过一个山脊，不儿罕山已在眼前。陡坡下的山脚，还有些灌木丛，河流的浅处有积雪和薄冰。倒是河岸另一侧的两英里外，景色却显得动人心魄。
大汗陵寝之谜
在原野中间竟然出现了一个帐棚小城，其中有几顶卡其色的大型军用帐棚，帐棚的柱子很高，帐顶上还有冒着烟的烟囱。这个小城杂乱无章，里面有一大堆黄白相间的超现代帐棚，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个圆冢，帐棚后面是十二辆崭新的越野车，整整齐齐地排成一线，宛如车辆陈列室。每辆车都被擦洗得焕然一新，精光耀眼。在肯特的荒凉之地，竟然看到如此现代的装备，让人误以为外星人刚刚在这里降落。我们经过的这个小城，是日本和蒙古合组的三河探险队（Three Rivers Expedition）营地，他们在挖掘一个人类社会的亘古之谜——成吉思汗陵。
说来你可能不相信，成吉思汗其实死得相当平和。他因为年老力衰，打猎时从马背上坠落，病重而死。虽然他心里明白距离大去之日不远，却执意要在华西开辟新战场。他逝于公元1227年8月25日，死前仍在指挥作战。传说，成吉思汗死了之后，蒙古军队如临大敌，密不发丧，政事推行如常。使臣与外国商人依旧到他的金顶王帐外听候传唤，传令来来去去，假装这位世界帝王仍在发号施令。等到访客散尽，他的贴身卫队才启程返回蒙古，沿路不动声色。有人说，蒙古大军行进之地，见人就杀，不留半个活口，生怕大汗逝世的消息被泄露出去。
《蒙古秘史》上并没有成吉思汗过世与埋葬的记载，倒是波斯的史书上提到，成吉思汗生前曾经说过，无论如何，他死后一定要把尸体送回他的故乡、他的守护圣山——不儿罕山的山麓，葬在他幼年时最喜欢的地方。他的陵寝究竟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这位最有权势、史上最富有的大汗下葬的经过，也没有留下任何纪录。卡庇尼说，蒙古人是刻意把大汗的陵墓藏起来的。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每块草皮、每个树根铲起来，等到成吉思汗陵寝挖掘完毕、大汗尸首安置妥当（也许还有几个大汗生前贴心的奴隶陪葬）之后，墓穴填满踏实，再把草皮、树根按照原来的位置放回去，如此一来，任谁也不知道成吉思汗的埋身之处了。有人说，在大汗陵寝之处，曾经种了几棵树，作为识别；但是，马队在蒙古大草原上来来去去，就算有这么点记号，也早被踏得一团模糊了。卡庇尼说，成吉思汗有许多金银财宝陪葬。波斯史书说，大汗的继承者，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下令，在大汗的陵寝里，要有三天的食物，四十名身着华丽服饰、贵重珠宝的姬妾一起殉葬；除此之外，还要有精选的好马，陪着蒙古这位性格最强忍的精神象征人物。但这些都只是传说，成吉思汗的陵寝，至今没有被发现。
后人对成吉思汗的陵寝，有各式各样的揣测及联想，对于殉葬的宝物更是传得沸沸扬扬，不知勾起多少颗觊觎之心。荒诞离奇的故事，史不绝书，什么说法都有。几个世纪以来，很多人相信，成吉思汗的遗体并不是埋在肯特省，而是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高原。普热杰瓦斯基就听说，鄂尔多斯高原上有座神庙，成吉思汗的遗体“分别供奉在一具银棺材和一具木棺材里，棺材就放在神庙中央的黄丝帐中”。这座神庙还有一段肮脏晦暗的政治史。“遗体”多次被取出，又因作为蒙古精神象征而归还。日本侵入满洲的时候，曾尝试劫走这批“遗体”。当时的日本帝国根据考古所得，还设计了一个规模宏伟的陵寝来安放。这个计划并没有实施。反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1955年倒真的在内蒙古兴建了一个成吉思汗陵。当时的人赫然发现，共产党跟日本人设计的陵寝，几乎一模一样。而当蒙古禁止人们庆祝成吉思汗八百岁冥诞时，中国共产党不但兴建陵寝，还允许蒙古人前往朝圣，北京政权因而赢得了蒙古人心。当时，为了纪念先祖，前往鄂尔多斯谒灵的蒙古人多达三万。
现今的一般学者相信，鄂尔多斯成陵，最多只是成吉思汗的兵器冢而已。没有人搞得清楚陵寝里面到底有什么，再加上因为政治因素，“遗体”被移来移去，就算是以前真有遗体，经过屡次劫难，到底还会剩下多少真迹，也不无疑问。此外，有关陵寝所在地的误会，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很久以前，据说，成吉思汗埋在不儿罕山脚的时候，有一个蒙古部族衔命看守陵寝，但是，相传几代，陵寝上面长成森林，部族开始迁徙，一段时间后，搬到了鄂尔多斯高原，故老相传，他们还是认为自己在看守陵寝，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现居地与成吉思汗陵一点关系都没有。
为了查明真相，日蒙合组了三河探险队，接受日本某大报的资助，动用了惊人的费用和最新的科技产品，在肯特省的角落展开地毯式搜索，试图找出答案。他们动用卫星摄影技术，照遍了不儿罕山的每个角落，空照图密得有如马赛克。现在他们进行的是最累人的工作，使用经纬仪（theodolites）与距离测定仪（range finders）进行田野调查，把希望寄托在遥感技术（remote-sensing program）上，目的是彻底检查此地的植物、土壤、岩石以及磁场。他们动用了一大堆仪器，有些像是地雷探测器，有些是挂在脖子上不知名的黑盒子。他们聚精会神地盯着仪表上的指数看，要不就倾听耳机里传来的声音，拨弄几个转钮或是开关。他们深信，只要成吉思汗的陵寝在这里，一定可以从异常的地表数据上找到蛛丝马迹。有很多笃信传统寻墓方法的人不大赞成他们的做法，几个世纪过去了，河流可能改道，直接流过陵寝的位置，此外，河水也有可能在陵寝的上方汇聚成湖。不过，日本的专家是唬不倒的，他们利用各种先进技术，精确地绘制了此地的湖泊与河流地图，寻找不正常的排水孔道。蒙古政府给他们三年的调查时间，我们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完成第一季的工作。
日本的研究者一时之间，还搞不清楚我们是干什么的。当我们一大伙粗壮汉子，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山脊上，然后一个劲地往营地冲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马贼来了，正打算扛起来复枪，上马厮杀，幸好只是虚惊一场。我们的蒙古朋友倒是挺喜欢他们制造的刺激。他们勒住惊慌的马匹，大声地向探险队中的蒙古人打招呼，把场面弄得更加混乱，也扰乱了考古学家单调的生活和研究工作。好不容易才静了下来，我们喝了几杯茶，接着上路。穿过黄白色的帐棚，看到一大堆目瞪口呆的日本人，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嫉妒，羡慕我们这批过客无忧无虑的行旅生涯。
敬拜者的心意
虽说不儿罕山就在眼前，我们还是骑了一个多小时才真正抵达。前方松树林中的空地上，出现了一个好像印第安人帐棚小屋（tepee）的东西。
这是一个由树枝搭成的三角体，顶头尖尖，有点像是火山堆。顶端的树枝上，绑了十来根旗帜、棉布条，在风雨的侵袭下，有些褪色了。在这堆东西的前面，有一排半圆形的小松树，上面也有些丝带和碎布在飞舞，在成排的松树前，距离树枝搭成的三角锥约五步处，还有块矮矮的大石头权充祭坛，上面放着火柴盒、方糖、铜制弹壳、硬币，甚至还有几张纸币。我们看见的这个东西叫做敖包，在蒙文里是祭坛的意思，设置在这里，当然是因为不儿罕山是蒙古人心目中的圣山。我们一行人以顺时针的方向，绕了敖包一圈，以示尊敬；然后下马，在祭坛上放下我们的祭品。大家很自然，没有半点扭捏。艺术家、牧民、医生，不知道从哪弄来了几根布条，系在敖包上面，然后在自己的兜里寻找合适的东西，放在石坛上。这是蒙古人的古老传统，阿乌博德从坐骑的尾巴上，拔下一根白毛，绑在树枝上。兽医跪在石坛前，点燃了一堆香。也有人放了点钱或是面饼。大伙儿正在祭祀的时候，丹比多尔扎用烟草盖做了个碟子，把香灰放了进去，慢慢踱到拴住的马匹旁边。他在每匹马的鼻孔前面，拿起一搓香灰，让它们嗅一嗅，他解释：“这会给它们带来好运道，保佑它们平安健康。”然后，也没有人下号令，大家又自然而然地聚在敖包前面，或站或坐地排成两列，请保罗帮他们拍张照，就好像刚刚下车的观光客，在外国教堂前照相留念。
爬上不儿罕山山顶，几乎要了我们的老命。以往高耸入云的参天巨树，外加能庇护成吉思汗免于被追兵捉拿的繁密矮树丛，已经被松树林取代，规模小得多不说，现在又被野火烧得只剩下扭曲的骨干。树干倾倒在地，又被烧成灰白色，一不小心，就会被绊个跟斗，要不就是踩在尖锐的树枝上受伤。山势相当陡峭，增添了行进的困难，这里的土质相当松软，猛力一踩，经常造成落石，要不就是脚底的泥土一滑，一个踉跄。地形虽然如此恶劣，却没半个蒙古人下马，照样催促他们的坐骑，奋力爬上这道诡异的险坡。马匹喘气、嘶吼，它们的马蹄都没有蹄铁，照样越爬越高；马蹄所到之处，脆弱的页岩应声断裂。这种惊人的体力与韧性让我大开眼界，也终于明白中古时代蒙古铁骑越过千山万水的事迹，真不是浪得虚名。
走完枯木区，在树线上面，我们来到了棱线。我们在那里打量山的走势：一个山脊接着一个山脊，都是赭黄的岩石，往南跟往西延伸。每个山顶都是平平的，是古代冰河侵蚀的遗迹，没有植被，所以看起来一般高，这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地平线远得无法判辨。而眼前的山坡面，坡石滑落，阻断河水，衍生成一个湖泊。湖面结冰，映衬此地以黄褐为主的单调颜色，一片银白，亮得晃眼。
我们已经走上最后一段路，这里只有石块和苔藓。我可以感觉到，胯下那匹强悍的蒙古马，它那没钉蹄铁的马蹄，踩在这里的石地上，有些迟疑。由于结霜、溶解，周而复始，在这段路上，石头裂成了六角形，整片大地好像变成了一个大蜂巢。寒风扑面，蒙古人却觉得凉爽宜人。爬上最后的一百英尺的页岩山坡后，我们终于走到不儿罕山光秃秃的平坦山顶。我们在山顶上发现了一个新月形的弧度，有点古怪，仔细一看，才发现到处都有人捡拾石块，叠起来，堆成小敖包。十几个、十几个，在山头上连成一片，这都是朝圣者奉献的心意，简陋而神圣。我们走到山边，这里的敖包大得多了，几根树枝插在石头的裂缝中，像是伸向天际的枯槁手指。散在大敖包基座的祭品，跟我们在山下看到的差不多——火柴、钱、不能再穿的衣服，还有几块中国茶砖。当地人称这里的石堆是“成吉思汗宝座”，老掉牙的传说提到成吉思汗曾经坐在这里，俯视他在不儿罕山周围的第一块领土。
我们要在这里安置葛瑞尔铸的第二块铜雕。比起其他奉献，这块雕工精细的艺术品当然细致贵重许多。在成吉思汗崛起的龙兴之地，放下他壮年时代的雕像，更显庄严神圣，别具意义。阿乌博德把铜雕放在敖包的顶端，然而每个人都面向敖包，僵硬地伸直双手。没有喇嘛带领祈祷，但是，顿了一下之后，一股说不出的自信突然扬起，我的蒙古朋友不约而同地大叫起来，“万岁！万岁！”在荒野寂静的山顶上，突然听到这样发自心腑的亚洲之声，任谁也不免动容。几个星期之后，我在蒙古国立体育馆中，又听到了这样至情至性的高喊，那是蒙古国民对他们的国家表示尊崇效忠的心声。在不儿罕山绝顶，从强风中，我听到了蒙古族对成吉思汗记忆的无限眷恋，突然之间，我觉得这趟旅程，对我跟保罗的意义，可能比我们蒙古朋友还要重大——这是一趟朝圣之旅。
在我们离开山顶之前，穿猩红色外袍的汉子，突然从兜里拿出一个海螺来。这个海螺上有短短的饰带，还有两根亮红色羽毛，应该是喇嘛庙里的东西；他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当然是一个谜，因为在五十年前，首都之外的各地喇嘛庙，就被破坏殆尽。如果官方宣传可以相信的话，在蒙古境内，应该已经没有宗教信仰，也不能持有法器。那汉子把海螺交给他穿紫服的小儿子。那孩子走到敖包的四个角落，面朝外，站定之后，就吹起法螺来，声震群山。在萨满精灵之山，强风过处，我们目睹了遥祭成吉思汗的传统又回到了蒙古。然后，我们骑马下山。
智利南部，已是南美洲的最南端
绝大部分研究蒙古史的学者都不同意这种说法，不过，“铁木真”究竟是什么意思，至今仍然争论不休。
一种体型硕大的隼鸟。
三项竞技
已经是午后了，马队声势浩大地朝山下奔去，希望在傍晚赶到河边悬崖的营地。我们在山棱上的一块宽阔地形上，策马急驰；保罗的马，踩到一个坑洞，一阵踉跄，保罗以一种极度夸张的姿势，跌了个狗吃屎。半个小时以后，我们依旧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冲下陡坡那片被烧得焦黑的树林，所有的马几乎以倒立的姿势下坡。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膝盖好像紧挨在马耳朵旁边，没一会儿，我的马鞍就滑过马脖子、马头跟耳朵，接下来，我就一屁股坐在灌木丛里了。
我们好不容易在山脚会齐，蒙古牧民忍俊不住，见到我们就格格直笑，比较稳重的人，也是嘴角上扬。他们都看到了刚刚我们那副狼狈样，还有人学我们惨跌在地上的模样，大伙儿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我跟自己说，下次再骑蒙古马上山下山，一定要在马鞍下面多加一条腹带，把马鞍绑牢。蒙古马鞍只在头尾各有一条腹带，而所谓的腹带，是马尾毛编成的细丝带而已。蒙古人把腹带系得很紧，丝带几乎陷进马匹的肚子里看不见了。西方的纯粹主义者一定会批评，这样的绑法就算没把马儿弄伤，也一定把它们整得难受极了。可是，短小精悍的蒙古马好像一点也不在乎，骑士心里也都明白，走崎岖的山路，腹带如果不绑紧一点，下场就会跟我们一样。
回到不儿罕山脚，保罗、巴雅尔和我在三河探险队的营地过夜，葛瑞尔和其他人还是回到河边悬崖下的营地。我们想拍一些日蒙联合探险队工作情形的照片，不过，我们并不清楚他们到底有什么进展。他们说，搜集到车载斗量的大批资料，必须送回日本，进行精确的比对，否则一点意义也没有，比对的工作预计在明年冬天展开。田野调查人员孜孜不倦，尽管有各种高科技产品助阵，他们还是颇有考古学家的热诚与风范，就跟在埃及开挖法老王金字塔的前辈一样敬业。田野调查队里有四十名蒙古人、三十名日本人，外加翻译、脚夫、司机与厨师，没有多余的帐棚可以供我们住。我们只好跟他们挤一挤，保罗和我分到蒙古助理的那一顶帐棚。这是我们到肯特省以来，最舒适的一个晚上。我们挤在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帐棚里，跟蒙古人共享体温，感觉很是温暖。
到蒙古包串门子
第二天清晨，我们又是一阵狂飙赶路，终于赶到了大队人马的营地。他们刚刚拔营，正在把装备、器材放到卡车上。蒙古艺术家的骑马瘾已经过足了，他们想坐卡车回乌兰巴托，劝我们跟他们一道。保罗和我婉谢了他们的好意，决定跟牧民在草原上慢慢晃荡。牧民要把他们租给我们的马，牵回生产公社。他们对我们不错，把最好的马交给我们骑。
下山时摔落马背的惨状似乎是我们成长的仪式，自此之后，牧民就不管我们怎么骑他们的马了。少了大队人马的羁绊，牧民们的野性顿时迸发，撒开马蹄，往前狂奔。每个人都带着三四匹，甚至五匹备马；原先扣在马儿脸上的缰绳，现在松垮垮地绑在它们的脖子下面。骑士右手牵着缰绳，备马在他的身边排成一线，全速在原野上冲刺，有时轻巧地绕过障碍，有时飞扑过沟渠，不管哪匹马脚下碰到麻烦，稍微停顿之后，依旧是锐气风发，多赶两步路，照样跑得很起劲。我们就这么一英里又一英里，没命似地跑，跑得大伙儿面红耳赤，顶多休息个五分钟，抽根烟，接着再来。直到中午，我们赶到那个穿猩红袍汉子的蒙古包，休息了一个多小时，才告别上路。
蒙古马最受称誉的就是秉性坚忍，没人能把它们累倒，直到现在，只要经过一个夏天休养生息的精选马匹都没问题。成吉思汗仰仗这样的蒙古良驹，一天强行军下来，可以推进七八十英里。但到了春天，经过一个冬天的折磨，马匹疲累不堪，就算我们使出浑身解数，一天最多也不过跑个三十英里。第一个被迫停下来换马的是丹比多尔扎，接下来，我的马也慢了下来，步履异常沉重，好像有人拔掉了它身上的电池似的。我们把马拉到一边，卸下它身上的马鞍，找来一匹新马缚好，再用长木片轻轻刷拭累坏了的马，让它用可以胜任的步伐前进。这匹马没精打采地跟在我们身后小跑步，跟一只尾随主人回家的狗没两样。
那天，我们骑了五个小时的马，大概只跑了三十五到四十英里，就到了预定的营地。最后几英里的路程，我们进到一个开阔的谷地，一群马从一串蒙古包旁，轻快地跑过来，好奇地打量我们这群陌生人。蒙古包排得整整齐齐的，背后的群山在落日的余晖映衬下，微闪金光，一时之间，让人以为看到了整排的白色蚕茧。由于地面有些起伏，几匹白马领头倏地出现在地平线边缘时，着实吓了我们一跳。它们背光前进，好像来自别的世界，马蹄翻腾，似乎只微微接触地面，飞扬的鬃毛闪着光彩，在马头旁随风起伏，像煞了日光映照下的波浪。驱赶它们的是一个蒙古女孩，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草原上看到女牧民。从外表看来，她顶多十岁，一条粉红色的丝巾，紧紧束住她的辫子，小小年纪，骑术极精，在马背上安如泰山，轻轻松松地把马匹赶回蒙古包，交给她的父母。
等我们把营扎妥当，太阳也差不多下山了。保罗跟我骑马到蒙古包去串门子。这一排总共有六顶毡帐，第七顶拆散放在一旁等待修整。灰色的厚毡顶随便往小车上一放，乍看之下，还以为是一堆羊毛。其实，毡顶是蒙古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少了圆顶，蒙古包也就不成蒙古包了。
蒙古包的主人大概五十来岁，颇有风尘之色，正忙着打理蒙古包侧墙的格子框架。框架是由细木条编成的，交接处由生皮带缚好，可以像百叶窗一样折叠起来。蒙古包的大小要看是由几组框架连结成的。框架接框架，围成圆形，组成蒙古包的外墙，等到漆得美轮美奂的大门也安好之后，蒙古包的主人会在帐棚中心支起两根细细的柱子，调好位置，确认它们能均衡地承起屋顶重量，这时，亲人或是邻居就要上场帮忙了。大伙儿把这两根细细的柱子，插进雨伞般的辐射顶架；顶架的边缘跟外墙相接，用细皮带紧紧绑好。接下来，就要覆盖毡毯了。蒙古包的顶上，先铺一层较薄的帆布；在圆形的侧墙旁，则要挂上厚毡毯，这样一来，寒风就钻不进来了。剪好的毡毯，一层层地绑在蒙古包顶端的帐顶上，要盖几层，要用多厚的毡毯，视季节与保暖的需求而定，最后再在蒙古包顶上加盖一层防雨帆布，就算大功告成了。蒙古包的顶上留一块三角形的缺口，用细绳控制，可以透风，让烟散出去，或是照明——这当然也要看当时的天气和风向，才决定要不要开启。
蒙古人现在都向专门制造蒙古包的国营单位购买现成的蒙古包，用不着自己大费周章。不论大小都可以向他们订购，除了防雨布需要从苏俄进口之外，其他东西都可就地取材。传统的蒙古包是由牧民自己动手做的，毡毯用羊毛打而成，边墙框架用细木枝编成；另外，帆布要仰仗进口，主要来源是中国。
全家通力合作，一个蒙古包大概两个小时就组好了。普热杰瓦斯基的观察如下：
这种住处在牧野生活，不可或缺，拆迁容易；抵抗酷寒和恶劣天气的能力更是无与伦比。户外的气温再低，蒙古包里照样暖意融融。入夜之后，炉火熄灭，烟囱用毡毯盖住，虽然没有先前那么暖和，但是，还是比一般的帐棚舒服多了。到了夏天，蒙古包又能隔绝高温，下再大的雨也不怕。
到蒙古包串门子
第二天清晨，我们又是一阵狂飙赶路，终于赶到了大队人马的营地。他们刚刚拔营，正在把装备、器材放到卡车上。蒙古艺术家的骑马瘾已经过足了，他们想坐卡车回乌兰巴托，劝我们跟他们一道。保罗和我婉谢了他们的好意，决定跟牧民在草原上慢慢晃荡。牧民要把他们租给我们的马，牵回生产公社。他们对我们不错，把最好的马交给我们骑。
下山时摔落马背的惨状似乎是我们成长的仪式，自此之后，牧民就不管我们怎么骑他们的马了。少了大队人马的羁绊，牧民们的野性顿时迸发，撒开马蹄，往前狂奔。每个人都带着三四匹，甚至五匹备马；原先扣在马儿脸上的缰绳，现在松垮垮地绑在它们的脖子下面。骑士右手牵着缰绳，备马在他的身边排成一线，全速在原野上冲刺，有时轻巧地绕过障碍，有时飞扑过沟渠，不管哪匹马脚下碰到麻烦，稍微停顿之后，依旧是锐气风发，多赶两步路，照样跑得很起劲。我们就这么一英里又一英里，没命似地跑，跑得大伙儿面红耳赤，顶多休息个五分钟，抽根烟，接着再来。直到中午，我们赶到那个穿猩红袍汉子的蒙古包，休息了一个多小时，才告别上路。
蒙古马最受称誉的就是秉性坚忍，没人能把它们累倒，直到现在，只要经过一个夏天休养生息的精选马匹都没问题。成吉思汗仰仗这样的蒙古良驹，一天强行军下来，可以推进七八十英里。但到了春天，经过一个冬天的折磨，马匹疲累不堪，就算我们使出浑身解数，一天最多也不过跑个三十英里。第一个被迫停下来换马的是丹比多尔扎，接下来，我的马也慢了下来，步履异常沉重，好像有人拔掉了它身上的电池似的。我们把马拉到一边，卸下它身上的马鞍，找来一匹新马缚好，再用长木片轻轻刷拭累坏了的马，让它用可以胜任的步伐前进。这匹马没精打采地跟在我们身后小跑步，跟一只尾随主人回家的狗没两样。
那天，我们骑了五个小时的马，大概只跑了三十五到四十英里，就到了预定的营地。最后几英里的路程，我们进到一个开阔的谷地，一群马从一串蒙古包旁，轻快地跑过来，好奇地打量我们这群陌生人。蒙古包排得整整齐齐的，背后的群山在落日的余晖映衬下，微闪金光，一时之间，让人以为看到了整排的白色蚕茧。由于地面有些起伏，几匹白马领头倏地出现在地平线边缘时，着实吓了我们一跳。它们背光前进，好像来自别的世界，马蹄翻腾，似乎只微微接触地面，飞扬的鬃毛闪着光彩，在马头旁随风起伏，像煞了日光映照下的波浪。驱赶它们的是一个蒙古女孩，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草原上看到女牧民。从外表看来，她顶多十岁，一条粉红色的丝巾，紧紧束住她的辫子，小小年纪，骑术极精，在马背上安如泰山，轻轻松松地把马匹赶回蒙古包，交给她的父母。
等我们把营扎妥当，太阳也差不多下山了。保罗跟我骑马到蒙古包去串门子。这一排总共有六顶毡帐，第七顶拆散放在一旁等待修整。灰色的厚毡顶随便往小车上一放，乍看之下，还以为是一堆羊毛。其实，毡顶是蒙古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少了圆顶，蒙古包也就不成蒙古包了。
蒙古包的主人大概五十来岁，颇有风尘之色，正忙着打理蒙古包侧墙的格子框架。框架是由细木条编成的，交接处由生皮带缚好，可以像百叶窗一样折叠起来。蒙古包的大小要看是由几组框架连结成的。框架接框架，围成圆形，组成蒙古包的外墙，等到漆得美轮美奂的大门也安好之后，蒙古包的主人会在帐棚中心支起两根细细的柱子，调好位置，确认它们能均衡地承起屋顶重量，这时，亲人或是邻居就要上场帮忙了。大伙儿把这两根细细的柱子，插进雨伞般的辐射顶架；顶架的边缘跟外墙相接，用细皮带紧紧绑好。接下来，就要覆盖毡毯了。蒙古包的顶上，先铺一层较薄的帆布；在圆形的侧墙旁，则要挂上厚毡毯，这样一来，寒风就钻不进来了。剪好的毡毯，一层层地绑在蒙古包顶端的帐顶上，要盖几层，要用多厚的毡毯，视季节与保暖的需求而定，最后再在蒙古包顶上加盖一层防雨帆布，就算大功告成了。蒙古包的顶上留一块三角形的缺口，用细绳控制，可以透风，让烟散出去，或是照明——这当然也要看当时的天气和风向，才决定要不要开启。
蒙古人现在都向专门制造蒙古包的国营单位购买现成的蒙古包，用不着自己大费周章。不论大小都可以向他们订购，除了防雨布需要从苏俄进口之外，其他东西都可就地取材。传统的蒙古包是由牧民自己动手做的，毡毯用羊毛打而成，边墙框架用细木枝编成；另外，帆布要仰仗进口，主要来源是中国。
全家通力合作，一个蒙古包大概两个小时就组好了。普热杰瓦斯基的观察如下：
这种住处在牧野生活，不可或缺，拆迁容易；抵抗酷寒和恶劣天气的能力更是无与伦比。户外的气温再低，蒙古包里照样暖意融融。入夜之后，炉火熄灭，烟囱用毡毯盖住，虽然没有先前那么暖和，但是，还是比一般的帐棚舒服多了。到了夏天，蒙古包又能隔绝高温，下再大的雨也不怕。
新时代的野蛮人
我跟保罗试着自己搭蒙古包，搭到一半的时候要安门，也依循蒙古传统，让门朝南，这是一个幸运的方向。如果，希望运气再好些，就得在边墙的框架上绑点东西才成——我们这次的吉祥物是新鲜的熊掌。蒙古人是天生的猎人。根据官方的统计，蒙古全国人口不过两百万人，但靠游猎过活的人就超过五万；每年猎得的动物超过三百万头，这只是官方的统计，数字恐怕偏低。蒙古人打猎的目的，除了补充食物之外，最重要的是食补。他们相信吃动物的哪一部分，就可以补人体的哪一个部分。吃熊肉，或是保留熊掌做纪念品，可以获得熊的勇气、力量及运道。这里的赤脚医生甚至认为吃鹿鞭可以壮阳，我们正牌的“大夫”说破了嘴皮子劝他们也没用。肝肿大、牙疼、胃痛，就去吃土拨鼠的胆囊。慢性消化不良呢，就吃狼的内脏，道理很简单：狼吃腐肉为生，从没有看到它的肠胃出什么毛病。最让人想不通的是：治疗痔疮，竟然是将狼的直肠焙成粉洒在食物上吃，蒙古人大概从没有见过狼长痔疮吧。
可别以为只有乡下人才相信这种民俗疗法。葛瑞尔一直想维系他剽悍的男人本色于不坠，所以，他很希望在这趟肯特省之行中打到一头熊。他才不管猎熊季节已经结束，现在正是熊从冬眠中苏醒，要养育小宝宝的时候。葛瑞尔跟一般蒙古人没两样，相信熊的脾脏和肝脏可以治疗包括胃癌在内的疑难杂症。他们背上不儿罕山的来复枪不是带着好玩的，两天之后，葛瑞尔骑着牧民送我们的马，回到乌兰巴托，他跟巴雅尔打了两头熊回来治病。不管怎么说，现在都不该是猎熊的时候，这两头熊已经成年，可以养育更多的熊宝宝。
我们的蒙古朋友天性乐观和气，有时却又是一副新野蛮人（neo-barbarism）的模样，但是，这种不协调的感觉，跟他们在崭新科技下笃守传统的态度相比，又算不了什么。第二天，突然有人告诉我们，当天要举行一个赠马仪式，我们上次雇用的两个牧民向导，也想要捐两匹马给我们。当地的党政要员照例出席观礼。公社的党委书记穿了一套灰色的西装、轻便的西式皮鞋；副书记呢，却是一身传统而华丽的蒙古袍，配上绚烂的丝质绶带，传统长靴，看起来神情轻松自在。两个人都配戴了大型的珐琅徽章，迫不及待地告诉大家他们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的显赫地位，但是这种勋章好像别在西装的翻领上比较合适，挂在蒙古长袍上，怎么看都不大对劲。
参加的人多半是骑马来的，只有一个六口之家——爸爸、妈妈和四个孩子——是骑一部被漆成鲜黄色的重型捷克制摩托车，一路颠簸晃过来的。在草原上，乍见这般颜色的摩托车，任凭谁也觉得刺眼，但不得不承认，在这样开阔的空间里，摩托车是相当合理的选择。这家人站在摩托车旁边，洋洋得意，跟一般牧民站在自己的良驹边没两样。
更让人觉得时光错置的是：在赠马仪式结束后，葛瑞尔用传统的蓝色哈达，托着一枚色彩斑斓的勋章，四处展示；大家正称赞这枚勋章雕工细致时，葛瑞尔又顺手拿出一部拍立得相机，替大伙儿拍照留念，全场欢声雷动，兴奋到了极点，顿时，把庄严的勋章抛在脑后。拍了照片，大伙儿簇拥在葛瑞尔的身边，等待照片显影的神奇刹那，然后，拿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炫耀。
我很感激葛瑞尔叫我从海外买一大堆拍立得相机底片来。这部相机是他莫斯科的朋友替他买的。一般来说，我对这种异国旅游的常见花招很不耐烦——用拍立得相片讨好当地百姓，我，不屑一顾——但是，蒙古人拍蒙古人，却能捕捉到他们真情流露的一刻，被拍到的牧民真的很高兴，因为在他们的蒙古包里，会多一个很炫的纪念品。
热烈的庆祝大典
第二天，保罗、“大夫”和我，赶着搭吉普车回到乌兰巴托。这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们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他们说，这个周末有一个庆祝成吉思汗诞辰的庆典。在蒙古的首都举行这样的活动，还是“解放”以来的头一遭。更特别的是，主办单位是民间团体，叫做“成吉思汗学会”（The Genghis Khan Society），他们没有向政府申请，当然也不可能得到政府的批准。学会的创办人，是颇有名气的蒙古老牌记者——多助多尔扎，他现在是电视旅游与访问节目的主持人。他主持的节目通常很保守，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在几个星期前，他邀请了一位退休的共产党阁员，犀利坦率地批评执政党，全国为之骚动。如今，学会又突破禁忌，要在乌兰巴托中央广场举办成吉思汗诞辰纪念活动，呼吁全国有兴趣的民众一起来参加。其实，根本没有人知道成吉思汗的生日是哪一天，就连他是哪一年生的，也是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是成吉思汗生于猪年，推算起来，不是1155年就是1167年；但是，学者考据的结果，却认为最可能的是1162年。虽然学者的说法比较可信，但学会可不管这一套。他们在广场的一头搭了一个临时的木制舞台，装了有点过时的扩音系统，再在灯柱上悬起蒙古之父的旗帜。为了增添戏剧效果，他们还请来蒙古艺术家联盟的成员，穿着中古时代的蒙古武士服登场。至于多助多尔扎，则是长丝披风，外加毛边毡帽，这副行头是从刚刚拍竣的《成吉思汗》电影道具间里调出来的。
没人登广告，也没有看到什么正式宣布，但是，成吉思汗诞辰庆典要在乌兰巴托举行的消息，口耳相传，迅速传遍蒙古各地。纪念活动预计在5月27日星期天下午举行，刚好接在全国运动会后面。乌兰巴托的周末一向很无聊，两个活动接在一起，人潮可期。亲眼见到广场上挤了这么多人，我还是大吃一惊。黑压压的观众占据了一半的广场，粗略地算一算，四万人少不了。这种盛况只有执政党在碰到重大节日，全力动员，才会看到。参与群众展现出空前激昂的态度，一般的官式集会中，参与者比较压抑严肃，但是来到这里的人，个个兴高采烈，没有丝毫的政治顾忌，而有一种过节的欣喜与期待。他们是自愿来的，部分原因是好奇，此外，他们也想展现主动性。诞辰庆典由一篇颂赞成吉思汗的演说揭开序幕，观众静静地倾听，态度客气和缓。接下来是蒙古著名诗人朗诵诗篇，追忆蒙古伟大的开国英雄，大伙儿报以如雷的掌声。然后是蒙古的传统歌舞，现场的气氛渐渐活跃了。
那天下午，乌兰巴托经历了前所未见的狂热庆典。尽管破旧的扩音系统让精彩的演出失色不少，但是，观众浑然不觉。蒙古最著名的流行歌手上台之后，带动了全场第一波的高潮。他的披肩长发，身上那件看起来脏兮兮的晨袍随风飞舞，高跟的皮靴上面是白色绣花，胸前挂了一个盘子大小的勋章。勋章上面的图案当然是成吉思汗。观众爱死他了，虽然他只是跟着音乐对嘴，偏偏播放系统又有点短路，录音带的转速过慢，拉长的鼓声不忍卒听，但是观众惊喜莫名，完全不在意这点小小的缺憾，只要能够有那种自由的感受就好。接近傍晚，群众的热情依旧不减，主办这次活动的记者看到他们的反应，不禁热泪盈眶。
那达幕大会(1)
也许是成吉思汗诞辰庆典办得极为成功，大获好评，面对预计在六个星期后登场的蒙古国庆日——那达慕（Naadam），主办单位不敢掉以轻心。他们修改了原先的设计，像是大规模的儿童体操、阅兵、冗长八股的党政要员讲话等传统开场活动，全都束之高阁，红旗被收得一干二净，几乎找不到。在共产党当家的时候，举行那达慕的场地——国家体育场的正中央，就是一面飘荡的红色大旗。在巴雅尔的打点下，我以蒙古电视电影厂的贵宾身份出席这次活动。我发现原先该放红旗的地方，竖起一面由九只白牦牛尾巴图案组成的大纛，这是成吉思汗的军旗。只有“金顶王帐”的成员才有资格竖起九尾大纛，看到了这个标志，就知道是成吉思汗亲临，或是他的后裔在此。在这样隆重的庆典里，军队还是不可或缺的要角，但是，这次他们不是身着卡其制服踢正步，而是换上成吉思汗时代的军装，骑马出场。他们的坐骑踩在破旧的操场跑道上，颠簸得有些不自然，几个身穿古装的士兵，看得出来浑身别扭，但满场如雷的掌声，却表达了观众由衷的赞许。说实话，在这喧嚣欢乐的当口，根本不必动用扩音系统，播放我们在不儿罕山顶听到的欢呼声：“万岁！万岁！”然而旧官僚的传统，就是很难连根拔除。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按照蒙古渊远流长的传统举办这个聚会。盛夏时节，蒙古人经常骑马长途跋涉个几百英里，到预定地点聚会赶集，跟许久不见的朋友聊聊天，使出浑身解数，参加“男儿竞技”：射箭、摔跤、骑马。蒙古幅员辽阔，人烟稀少，一年一度的那达慕是蒙古族的大事。另一个重要的集会是“库毕尔台”，一种从部落聚会演进过来的族长会议。卡庇尼之流的中古旅者都亲眼目睹过这种盛会。各族族长在“库毕尔台”中，排难解纷、议定法律、选举大汗。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纵横欧亚，不可一世的时候，“库毕尔台”称得上是世界领袖会议。有一次“库毕尔台”甚至还让西欧免于一劫。1241年12月，势如破竹的蒙古铁骑正打算攻占欧洲，斥候已经到了维也纳外围防线，就在这个时候，五千六百英里外的蒙古举行“库毕尔台”，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大汗崩逝，亟需推举新大汗，继续高举金顶王帐的九尾大纛。在前方征战的蒙古将领，只好放弃进攻西欧的计划，撤兵东返，争夺王位，政治阴谋和内讧随后上演，使得蒙古一时无暇西顾。
现代的那达慕，还有一点部落聚会的余韵，依旧壮观。这种那达慕大会在全国各地都会举行，但是乌兰巴托郊区的中央那达慕，却夺尽了各地那达慕的光彩。许多人不惜骑几个星期的马来参加。也有人搭着破旧的卡车，一路晃到乌兰巴托。更有少数人干脆让骆驼拖辆小车，装上全部的家当、食物，在首都近郊玩上一个礼拜。旅客从各地涌至，于是蒙古包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每一天，都能见到新的蒙古包。每个蒙古包前面都有两根柱子，中间悬了根绳子，看起来好像是晾衣绳，其实是让访客系马用的，系上十来匹马没有问题。袅袅的炊烟从帐棚屋顶的烟囱窜出来。马蹄翻腾，尘土飞扬。很快地，微呈褐色的夜幕，就遮住了荒芜的平原，骑马的、走路的人，在蒙古包中穿梭，呼朋引伴，运动暖身，夸耀坐骑，要不，就是随意闲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朋友又来了，打听打听新鲜事。
尽管名称叫做“男儿竞技”，但女人也可以参加其中的两项：女子射箭与赛马。只有摔跤是男人的专利，不过历史上，有个很出名的例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一个豪勇无敌的蒙古奇女子。她是一个大汗的女儿，靠着精湛的摔跤技术，名扬大漠，赚进大笔财富。许多不服气来挑战的大男人，没有不败在她手下的，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洋洋得意。被打败的人，还得交出一部分牲口，作为彩金，这个大汗女儿单靠摔跤，就赢了一万多匹骏马。但是，这个公主却也因此独守空闺。有一天，一个很匹配的年轻人上门求亲，大汗要他的女儿把性子收一收，别再把对方摔得鼻青脸肿，公主断然拒绝，照样把他压在地上，年轻人“羞愧无地，黯然离开”，留给公主一千匹马。大汗死心了，带着他的女儿一同征战。“大小战役，公主莫不身先士卒，”马可波罗写道，“竟然找不到比公主更强悍的对手。两军对垒，公主经常倏地冲入敌阵，生掳敌将，敌人无可奈何。”
那达幕大会(2)
现代那达慕大会的压轴好戏——男子摔跤，是蒙古职业竞技者梦寐以求的舞台，也是他们毕生追求的荣耀。在别的文化中，男孩在周末午后练习足球或网球；也大约是这般年纪，蒙古男孩开始了摔跤的训练。步伐、动作、扑击，各有传承，出场的架势，更是别具一格，行家一眼就瞧得出是哪个门派。站着，要如雄狮一般的扎实，双臂则是仿效神鸟平举外扬，这还有个名堂，叫做“大鹏展翅”。摔跤的规矩是要把对手压在地上，若对方的膝盖或是任一手肘着地，就算获胜，得胜的摔跤手要高举双臂示威。在这种场合里也有星探，专门探访天赋异秉的男孩，施以特训，待培育成半职业的新秀，再送进训练营，进一步深造。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他们送进那达慕大会的摔跤场，击败对手，扬名立万。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那达慕摔跤大会一开场，就是五百一十二位穿著厚重蒙古皮靴、紧身裤、皮背心的彪形大汉，一字排开，龙行虎步，顾盼自雄，但是，在这群豪杰中，最后只有一个冠军。摔跤在外行人眼里，有点无聊冗长，只是看到两个选手揪来揪去，步履缓慢沉重，但是，蒙古观众却很能体会个中奥妙，大呼过瘾。他们咬牙切齿、欢呼咆哮，替倒霉的选手抱屈，赞赏精彩灵巧的驱避。选手暗地里搞的小动作，也会引发他们的不满。获胜的选手（不管他体型有多庞大）会被一群人高举过头，环场接受欢呼。如果他是屡战屡胜的老手，就可以得到“巨人”的封号。
射箭比赛就斯文静态许多。男女分别竞技，但都使用相同的装备，较量同样的技巧——他们用的是草原战士习用的双弧战弓，使用蒙古扳指来拉弦。现在的蒙古扳指是皮制的，以前则是用石头雕刻而成的，它可以协助射者控好弓弦，拉弓射箭之际，要比赤手利落得多。那达慕射箭的目标，远在射箭场的另一端。参赛者要设法把箭射在圆形木垛红心上。想要射得好，不但双臂要有力气，拉弓的技巧更是不能轻忽。由于距离过远，射者自己看不到成绩，要靠裁判目视判定，再高声宣布结果。现代的射箭距离是一百八十步到三百步，难度等于要求射者远远看到土拨鼠从地表钻出头，就要一箭把它射死。据说，在成吉思汗时代，有个勇士曾经射到三百六十步的距离，成吉思汗知道这个惊人的纪录之后，命人立碑纪念。
中古时代蒙古骑射兵纵横欧亚的剽悍战技，仍依稀可以在今天的那达慕射箭比赛中领略。蒙古骑射兵为中古战争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一如英国的长弓箭手，终结了西欧重装武士独霸的局面。英国的长弓箭手射程可达两百五十码，但是，使用牛筋、韧木制成的蒙古双弧战弓，却射得更远。开战之际，蒙古的骑兵弓箭手，从不可思议的远方开弓，箭直接射到敌人面前，吓得他们魂不附体，无力反击。军事史学家哈特认为，蒙古骑兵发明了“火攻”，配合当时的新锐武器，是他们战无不胜的关键。蒙古人扎稳阵脚之后，就以强弓硬弩猛射一轮，来个下马威，接着，弩弹、火器大炮，纷纷出笼，对手根本难以招架。根据西方历史学家的记载，炮石纷纷坠地，“如秋风扫落叶”，西方士兵无心恋战，只能仓惶逃命。每个蒙古骑兵都带了两张弓，一张远射，一张近射。一场仗打下来，至少射出六十支箭，其中还包括了让欧洲人闻之色变的穿甲火箭。火箭一射出，顿时烟雾弥漫，而尖锐的响箭配合着黑旗与白旗的指挥，进退驱避，从容应战。蒙古人越是胸有成竹，敌人就越胆战心惊。蒙古骑射兵周而复始地冲击，再发挥高度默契，不惊不扰地撤退；敌人还没发觉前，手持长枪的蒙古骑兵又默默抵达战场，准备重击敌人，杀得对手片甲不留。
但是，追根究底，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士兵取得的丰硕战果，还要归因于他们精湛的骑术。讲到对马匹的倚赖之深，世上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蒙古，而蒙古人马术之精，更是独步全球。蒙古小孩子才刚刚学会走路，牧民就开始教他们骑马。以往的那达慕还可以看到牧民驯服劣马的惊险镜头，但现在已不复见；现今在那达慕赛马的骑士，很少超过十二岁。蒙古人觉得每个人都该会骑马，所以，他们的赛马是真的在比谁的马好，而不是比哪个骑师的马术最精。我曾经在乌兰巴托南部草原看过一场异常精彩的赛马。总共有两百名骑师参赛，清一色是小孩子，男女都有，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就像从西方圣诞节彩帽上借来颜色编织而成。小孩子赛马是那达慕赛马的序幕。主办单位还特别找来军队维持秩序，军人勒住缰绳，全神贯注地监视现场。信号声响起，早就按捺不住的马匹，以雷霆万钧之势，猛冲而出，万马奔腾，震耳欲聋，再加上小孩子兴奋的尖叫声，现场热闹非凡。以西方的标准来说，这种赛马简直是马拉松比赛。比赛分级进行，从跑九英里的两岁幼马赛，到最高跑十七英里的成马赛都有。信不信？这场比赛最后的优胜者，是一个四岁的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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