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蒙古历史，一页页都是血泪史。奇女子布斯卓曾经造访过乌尔戛的监狱，在地牢里，看到了让她心惊胆战的刑具，许多犯人被锁在一个像棺材的站笼里，站笼大约四点五英尺长，二点五英尺深，只挖了个小洞，让里面的人透气。犯人可以从洞中伸手拿东西吃，如果头不大的话，还可以伸出头来看看外面。她这么形容这种非人的待遇：

　　囚犯的眼睛，已经很适应黑暗了——惟一的光线来自于偶尔打开的牢门——亮光乍现，可以看到一颗颗毛茸茸的头，从棺材箱的圆洞里钻出来。我站在那里，已然麻木，浑然不知我站得离棺材太近，低头一看，才发现一个脏兮兮的头，就在我的风衣衣领旁边。棺材旁有一滩血，默默不语，故事却说得很清楚；在鲜血里面，是恶魔狰狞的喘气声。

　　狱卒跟她说，大部分关在这里的囚犯都没有经过审判，却得监禁终生，罪名是涉嫌支持外国。

　　成吉思汗统治的时代，恐怖屠戮是蒙古族的政策，手段之狠毒，看得当时的西方人惊骇莫名。蒙古铁骑也未必是虐待狂，历史学者也找不到什么证据，证明蒙古人以杀人为乐。但是，蒙古人每破一城，屠戮之惨，却又是史不绝书。在成吉思汗以前，蒙古人就已经有约令俗成的战争规则：只要城里的居民自动投降，蒙古大军秋毫不犯；胆敢抵抗，蒙古人就会屠城，绝不留情。蒙古人信守承诺，居民投降，城市就会是他们的战利品，人口壮丁自然也就收归版图，没有理由跟自己的产业过不去。但选择跟蒙古人作对，居民绝无幸免。蒙古人的屠城，既全面又专业，并不嗜血也不动怒。居民站成一排，挨个处决，虽说是人类的屠宰场，却又秩序井然。

　　当时各国的史籍，对于这段往事，都留下了沉痛的谴责，诉说成吉思汗大军所过之处的惨状——整个区域渺无人烟，城市面目全非，庙宇圣坛倾覆，艺术珍宝被肆意破坏。史家并没有留下蒙古人杀人为乐的证据，只是理所当然地以为蒙古人丧心病狂，主导一幕幕的悲剧。但是，在蒙古人的史书——《蒙古秘史》中却说明得很清楚：作战的目的是俘虏敌人，抢回他们想要的女人、马匹、牛群以及金银财宝，把壮丁收归己有，惟一要摧毁的只有敌人的头目。蒙古人并不想反复杀戮。他们甚至会收养敌人的孩子，被击溃的部落也经常加入蒙古大军，成为他们往外推进的征战主力。成吉思汗就用这样的方法组织他的洲际远征军。蒙古人进入回教圣城不花剌，也是把当地的珍宝财富劫掠一空，与侵略蒙古其他部落没有两样。醉醺醺的蒙古大汉冲进清真寺内，扔掉珍贵的可兰经，因为他们要装可兰经的木匣来当马匹的秣料。喂马的时候，他们招来吓呆了的穆斯林学者给他们牵马。几个星期之内，穆斯林壮丁整编完毕，成为蒙古人的盟友，继续往前推进，展开下一场毁灭性的战役。

胡乱编派宗教信仰

　　一个不知名的人物扭曲蒙古历史，把成吉思汗塑造成一个他们企盼已久的基督教救世先锋。这个谣言还流传了好一阵子。卢布鲁克和卡庇尼之所以不远千里赶到蒙古，部分原因也是希望能找到传说中捍卫基督教不遗余力的游侠——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祭司王是中古时代的传奇人物，在公元12世纪风靡一时。据说他是博士（Magi）的后裔，在遥远的东方统治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国家，兵力强盛，无可匹敌，如果能与他联结，将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大支柱。这个误会大概是源于在撒尔马罕与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作战的喀拉汗（Kara khitai）。喀拉部落是一支游牧民族，在成吉思汗崛起前散布在蒙古高原间。喀拉部落在这场战役里，把塞尔柱土耳其人打得溃不成军。由于塞尔柱土耳其人信奉回教，西方人就一厢情愿地说，喀拉汗是基督教徒，其实，喀拉汗应该是异教徒或是佛教徒。

　　教皇曾经写过一封信给这位攻无不克的祭司王约翰，希望跟他讨论彼此信仰上的异同。接下来的几百年间，为争夺圣城耶路撒冷，十字军东征，与回教徒反复作战，相持不下之际，自然而然地又想起这位在东方的神秘基督教领袖。祭司王约翰的传言，于是在中古欧洲的君王间广泛流传。他们总是说，在回教徒统治的领土外，有一个可以联盟的强大盟友（当然就是不朽的祭司王约翰），只要使臣找到他，东西夹击，就再也不用怕回教徒了。成吉思汗在中亚崛起，处处与回教徒为敌，中亚强权望风披靡，这些事件经过有心人的渲染，辗转传到西方，他们就以为苦候已久的祭司王约翰或是他的孙子——大卫王（King David）终于出现了。

　　卡庇尼很快就察觉到这传言不大对劲，野蛮残暴的蒙古人怎么看也不像圣明祭司王的麾下。他碰到的这个部落，崇拜偶像，在帐棚中还悬着牛羊乳房的模型，蒙古人跟他说，这样可以保佑牲口多生产、多泌乳。除此之外，这些人对日月星辰、草木水火、土地天空，无所不拜，谈到了成吉思汗，更是崇拜得无以复加。一位俄罗斯王公，因为信奉基督教，拒绝向成吉思汗的画像下跪，蒙古人竟然一脚踹在他的肚皮上，把他踢个半死，然后拖出去砍头。卡庇尼于是推测，可能是这批异教徒把祭司王约翰的后裔从中亚赶到了印度，也许他应该去印度看看。卢布鲁克虽然一肚子狐疑，但是并没有放弃希望。他在克剌和林找不到祭司王约翰，就自作主张，把成吉思汗编排成基督教徒，硬说他曾经受洗，是基督教徒，只是外界不知道而已。戴着有色眼镜的卢布鲁克，在克剌和林到处寻找基督教的标志——蒙古包外无意搭成的十字架、不知道哪儿传来的钟声，都会被他认为是克剌和林有教堂，蒙古人尊重基督教的符号。

　　其实卢布鲁克也不算错得太离谱。蒙古的两个部落——克烈和乃蛮，的确深受聂斯托留教派（Nestorian）的影响。聂斯托留教派是基督教的旁支，起源于公元5世纪，经过波斯修道士的传播，盛行于中亚。许多克烈部的贵族都曾受洗，成吉思汗的一个妃子还到过流动教堂做礼拜。也许是受到这个妃子的影响，蒙古的第三任大汗，克剌和林的统治者蒙哥，有一天还叫卢布鲁克去找他，把基督教的礼拜仪式，表演给他看。卢布鲁克兴冲冲地带着绘图圣经，训练了一个诵经团，恭恭谨谨地诵经，唱圣歌、赞美诗，忙得不亦乐乎。然后就把圣经里的插图呈给大汗过目。蒙哥看了插图，觉得挺好玩的，但也仅止于好玩而已，而且旁边还有一堆随从喝得烂醉，大煞风景，肆意破坏当时神圣庄严的气氛。大汗把圣经乱翻一通之后，“爬上他的大车，向诵经的教士挥挥手，就走了”。从此以后，卢布鲁克再也没有听说蒙古贵族对基督教有什么特殊的兴趣。

　　如果卢布鲁克再切合实际一点，他就会发现蒙古大汗是百分之百的实用主义者。基本上，蒙哥信奉的是伟大的祖先成吉思汗以及古老相传的萨满教，只是他也不排斥别的宗教，有雅量随它们去发展。所以，蒙哥允许基督教、回教、佛教，在他的宫廷中传播。卢布鲁克看到在宫廷里的基督教徒，大感不满，认为他们没有半点神学修养。他说，聂斯托留教派的修士，连叙利亚文的圣经都看不懂，更可恶的是他们还放高利贷、娶了多房妻室，帮人举行宗教仪式，乱敲竹杠买卖神职不说，还经常喝得烂醉如泥。这个地方实在是太遥远了，五十年前，才有主教在这里，所以，卢布鲁克宣称此地的主教拥有非常处置权，可以巡回乡间，替孩子主持涂油礼（anointment），即使孩子再小，也可以破例。卢布鲁克相信，只有这样才会有足够的教士来源。

　　卢布鲁克其实不用那么义愤填膺。聂斯托留教派的教士心里很清楚，不管是讲教义，还是道德劝说，蒙古人只会把它当做耳边风，他们还是信奉祖先传下来的规矩，碰到了疑难杂症，他们宁可去求萨满巫师。卢布鲁克压根瞧不起萨满巫师，说他们是“卖卦的”；但是，他们却可以给蒙古人清楚的解答，不管是扎营的地点，还是何时要开战，只要把祭品放在祖先的灵位前，诚心祈祷，巫师再用羊的肩胛骨卜筮，就会得到答案。先把羊骨收拾干净，然后放在火上烤一会儿，有道行的巫师就可以从骨头上的裂痕，看出天意，就跟看手相的人从一个人的手掌纹路，就知道一个人的命运，是同样的道理。

乃蛮之地

　　在接近葛鲁特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卢布鲁克向蒙古人传教的心情。那天是7月27日，“大夫”跟我们说，我们已经踏上乃蛮故地，也就是信奉聂斯托留教派的那个蒙古部落的根据地。我们一路上看到好几个一圈一圈的石头遗迹，石头圈包围的面积都不算小，颇具气势，这是乃蛮宫廷旧址，面向一望无际的杭爱草原。天色将暗时，我们经过了一个大墓穴，想来是一个乃蛮王公的沉睡之地。

　　葛鲁特已经在草原的另外一端向我们打招呼了。我们走了六十多英里，没有看到半栋永久性建筑，任何屋舍都会让我们眼睛一亮。仔细地打量这个小城，其实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地方行政中心。哨子和害羞鬼想要回家，我们也就不耽搁他们了，索性连城也不进，就在这个地方向他们挥手作别，这两个人可以省几步路，收拾好他们的马匹，直接打道回府。我们才跟他们道再见，苏木中心就派人出来跟我们接头了。这个人说，我们的马匹快准备好了，不过集合地点不是在葛鲁特，而是在十英里外的曼陀罗（Mandal）喇嘛庙附近。所以，保罗、“大夫”、我搭上苏木的卡车在附近逛逛，阿乌博德、巴雅尔和戴尔哲三个人去把我们的马匹赶回来。

　　曼陀罗寺让我们发现意外的惊喜。我们在一个牧羊人的废弃帐棚里草草过了一夜，正盼着我们的马时，有个年轻人骑马经过，怯生生地问我们要不要看看附近的圣像。后来，我们才弄明白这个小朋友今年十六岁，想当喇嘛。中央政府已经允许喇嘛教恢复流传了，他学了一些喇嘛教的教义，今年秋天就要剃去头发，换上喇嘛服饰，正式当个小喇嘛。我们问他，他父母知道他要出家之后，有什么反应，他的回答没有半点迟疑——“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

　　我们的营地扎在一个小悬崖的避风处。这个年轻人和他的弟弟，领着我、保罗与“大夫”，绕过悬崖底部，走了大约半英里路，就看到了几个矮小平坦的石头，表面上刻满了西藏经文。我们的小向导说，这都是曼陀罗寺喇嘛刻的西藏佛教经典。曼陀罗寺是蒙古最渊远流长的喇嘛庙圣地，庙中高僧无数。一路上，我们看到一些零零星星的经文，散布在石头间。然后，我们就在山壁上，见着第一尊在莲花上打坐的浮雕佛陀，隐约可以分辨出红、蓝、棕色，那是昔日彩绘的痕迹。又走了一会儿，在一条小溪的山脚上，是一尊更大的佛陀像，旁边是一尊骑在龙狮身上的降魔尊者，再过来就是天女（Ayush Baksh）。我们数了数，像这样的石雕总共有九处，可是这两个小朋友告诉我，应该有十八处才对。这些雕像应该是19世纪以后的艺术品，时代不久，但是曼陀罗寺喇嘛发了偌大心愿，才把这些垂直山壁雕成不朽的佛像经典，让他们的信仰巍然长存。我们正要重拾旧路，打道回府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往上一指，我们看到了五十英尺左右的上方，有个白晃晃的东西挂在山壁上晃荡着。他告诉我，那些都是人骨，僧侣死后，把他们的骨头挂在山上，好像给山壁挂上了一串项链。

　　我们回到营地之后，备马已经送到。除了马匹之外，还招来了一大堆好奇的当地牧民。把辎重补给放在半野生的蒙古马上，自然又是一片混乱，我们的营地顿时热闹非凡。其中有两个牧民，应该是我们的向导吧。看到他们手脚利落，安排行李，有条不紊，我觉得很高兴。我站在一旁，看他们要分哪一匹马给我。他们终于挑定了一匹马，马主人看起来颇有忧色，他原本就担心他的马胆子太小，现在又害怕我们这些外国人会恶整他的马——跟其他的蒙古牧民一样，他也认为外国人不会骑马。我一再向他保证，我们会好好对待他的马匹，但他还是围着我打转，一脸狐疑。我拿出我的马鞍，他坚持要替我放在马背上。我这副外国鞍鞯，吸引了大家的注意，牧民们簇拥过来，好奇地打量我的时新行头。我还拿出了我的马尾皮带（crupper strap），告诉马匹的主人，要怎么从马鞍的后端拉出皮带，再绑在马尾巴的根部。蒙古牧民好像被我的话吓坏了，他这辈子还没看过马尾皮带。我请“大夫”替我解释，为了防止马鞍往前滑，马尾皮带是少不了的设计。“大夫”费尽口舌向他解释了半天，竟然笑了起来。“他说这皮带根本就是恶搞，会把他的马弄坏的。他的马匹绝对不接受这样的东西。”

　　“跟他说，我很坚持。全世界有许多国家，都用这种附有马尾皮带的马鞍。没有这种皮带，上山下山，马鞍就会很容易滑下来。”

　　从牧民的表情看来，他们觉得我根本是胡说八道。但是，我的态度坚定，牧民看我一副认真的模样，也只好勉强同意了。但他要亲自绑这马尾皮带，于是，我教他怎么从马鞍的末端拉出马尾皮带，怎么样把它扣到马匹尾巴的根处。他小心翼翼的把马尾巴拉起来，再把皮带拉到马尾根处，但是，他实在是太迟疑了，马儿感觉到他的不安，一溜烟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牧民只好再试一次，不过还是笨手笨脚的，依旧没有成功。看到一个一生与马为伍的老牧民，居然拿马尾皮带无可奈何，其实蛮好笑的。这牧民以为挑的马匹不乖，这次他挑了一头小马，还把它妈妈拉过来站在它的身边，让它安分点。但是，这个牧民实在太不熟悉这种设计了，连小马的尾巴都拉不起来，简单的任务再度受挫。我尽可能地维持礼貌，从他手上接过马尾皮带，拉起小马的尾巴，轻轻松松地把皮带固定好、就定位，这匹马连动都没有动。马主人看起来相当惊讶，围在旁边看热闹的人都哄笑起来。我请牧民亲自上马感觉一下，他就试了起来，跑了几圈。他还是认为马儿会受不了马尾皮带，频频下马，拉拉扯扯，看坐骑会不会不舒服，没有想到马根本没有异样的感觉，最后，他高兴地点点头，总算是认可了。

　　在木栅后面，总共只有二三十顶蒙古包，在喇嘛庙被摧毁之前，曼陀罗设县只是为了宗教理由。如今，构成喇嘛建筑群的主体的，只剩下佛塔了，青绿的塔顶自然成了此地的主色调。掺杂其间的建筑，原本可能是讲经堂、精舍、山房和储存杂物的地方，但是，年久失修，一片荒烟蔓草，已不复昔日风采，建筑功能也不可分辨。屋顶上面长满杂草，横梁脱离了原先的接驳处，斜倒在一旁，屋顶上的磁砖大多脱落，在一旁堆得好高，土墙被人打了洞，显然是把庙宇的内部当做牛棚。不过，恢复旧观并不特别困难，因为这里毕竟没有受到推土机的全面破坏，虽然破败，屋舍大抵完好。

　　有一小群僧侣聚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宗教社区，使这里重拾原先的功能。连大喇嘛一并算上，这里有六个喇嘛，庙社无法住人，他们就在原先的主建筑间搭了一个蒙古包，簇新洁白，醒目得很，上面还挂了一个招牌，告诉大家，这里正是曼陀罗寺僧暂时栖身之地。

　　我们打算上路了。庙里的老喇嘛与其他寺僧拐着脚，坚持要送我们上路。他们排在蒙古包的前面，向我们挥手道别。有几个喇嘛实在太老了，连腰也直不起来，得靠手杖才能勉强站着。他们站在阳光中，穿著鲜丽的僧袍，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布斯卓的观察，“深红、亮橘、隐隐泛光的淡肉桂红”，一群喇嘛站在一块儿，会让人想起“一畦鹦鹉郁金香”。

贫瘠的草原

　　离开曼陀罗寺的道路的两边，我们看到了一对刻在巨砾上的守护神，一个是趺坐的佛陀，另外一尊是青绿色的凶神恶煞，遥遥相望。又骑了一个小时，我们才碰上一个牧牛人的蒙古包，他们招待我们一顿迟来的晚餐，主要是干奶酪、硬面饼。这个地区的领导还送给我们一匹马。第二天，预定要骑这匹马上路的保罗说，这匹马个性顽劣，野性未脱，不好控制不说，恐怕还有相当的危险性。但是，跟原先那批有气没力的羸弱老马相比，他这匹马已经算是了不得的新锐了。

　　挥别牧牛人的蒙古包之后，我们骑了一整天的路，都见不着半个人影。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已经找不到流水了。无论是什么东西，体积都大得要命。间或看见的巨砾，竟然有一个人骑在马上的高度；巨雕就在我们身边顾盼自雄，非但不怕人，还瞪着眼睛看我们，就算只从它们身边二十码左右经过，它们照样纹丝不动。这里的沙地面积越来越广，由于干旱的缘故，稀疏的野草，已经转为惨绿色，就只有在土拨鼠打洞的地方，还能保持青绿。也许是因为土拨鼠把土拨松了，所以比较容易保持水分，也许是因为它们本来就喜欢找潮湿的地方打洞住家，反正，你在一片了无生气的草地上，突然发现嫩绿的片段，那里就一定是土拨鼠的家。遇到这种地方，我们要特别留神，别让马蹄踩上去了，这片土地被土拨鼠挖得千疮百孔，极不牢靠，踩得狠了，就会栽进去。我们经常看到莽撞的小马，在这个地带一个劲儿地快跑，一脚踩进土拨鼠打的洞，马上的人就会被摔个狗吃屎，狼狈不堪。

　　我们的向导不愧是马上高手，眼看夜幕渐渐低垂，他们却越跑越快，丝毫没有休息的意思。拼命赶路的结果，是让我们赶上了前面的暴风雨，马匹的马蹄在暴雨中翻腾，顶着风奋力向前，鼻孔冒出嘶嘶白气。这趟快马跑得我们兴奋淋漓，直到天色已暗，我们才赶紧在风中，制服住四处飞舞的帐棚，扎好营，在淋成落汤鸡前，搭好了遮风避雨的地方。几百码前有一群牧羊人——这还是我们奔驰了二十英里惟一碰到的人——他们是照看水井的，见到我们来了，分了一些水给我们。

　　我们那天晚上待在帐棚里吃存粮，牧羊人就在不远处，向导却没有带我们过去串门子的意思。这里是贫瘠苍凉的开阔草原，一英里接着一英里，尽是微微起伏的平地，渺无人烟，好不容易见到人了，却还是这般冷漠，着实有些奇怪。也许是我们的向导不想打扰别人吧，要不就是他们担心他们饲养的半野生马，会跟牧羊人的马打起来。不管怎样，反正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天气转晴，我们准备好马鞍，打算在清爽的早晨赶一段路，没想到却发生了一件让我们大惊失色的意外，让我们跟阿乌博德和平相处的最后一丝机会也破灭了。

坐骑狠遭修理

　从上个星期以来，帮阿乌博德准备的马匹，不知道怎地，全都是脚步沉重的慢性子。这纯属意外，因为向导总是挑最好的马充当他的坐骑。谁知道接连好几天，再怎么好的马被他一骑上，就显得懒洋洋的。原本应该是他带头的，现在却落在后面，怎么催，他的马还是一踱一挨地慢慢晃。阿乌博德常常一阵狠抽，坐骑却置之不理。起初没什么人注意他，只觉得摆脱他很轻松，我们可以按照原先的进度赶路，谁知道阿乌博德的火气渐渐上来了，已经到了失控边缘。前一天，他死命地抽马，超过我们两次，但脸色却十分严肃，皮鞭从来没有停过。

　　那天早上，阿乌博德给他的坐骑上鞍，谁知道这牲口闹起脾气来，它后脚直立，就想逃跑，显然是被阿乌博德抽怕了。阿乌博德把缰绳拽在手里，一个不留神，被这马一冲，摔在地上，被拖行了好几码。戴尔哲尖叫一声，赶紧上前救他，闹了好一阵子，戴尔哲才驯服了撒野的牲口，把缰绳交给阿乌博德。阿乌博德一把抢过缰绳，打算再把马鞍装在坐骑背上。这马又开始乱踢了，实在不想再让这个把它修理得鼻青脸肿的乘客骑在它的身上。戴尔哲扯紧了缚脚带，让阿乌博德上鞍。其他人都已经上好马鞍，等阿乌博德准备就绪，就要上路。阿乌博德总算绑好马鞍，但一松开它脚上的缚脚带，果然，这牲口又想跑，不过，这次阿乌博德有充分的准备，他一把揪住缰绳，坐骑只得乖乖就范。阿乌博德正想翻身上马，这马发现它抗拒不得，索性就耍起赖来，趴在地上，不肯让阿乌博德骑。这动作证明了阿乌博德的坐骑相当聪明，但是，在主人眼里，却是不折不扣的造反，反正它就是曲着前腿，膝盖着地，然后翻转身子，侧躺在地上，硬是动也不动。

　　阿乌博德站在那里，看着这头惫懒的牲口，一时手足无措。戴尔哲不知道在叫什么，也许是要阿乌博德给它一鞭子，让它明白谁是它的主人。缰绳的另外一端还拽在阿乌博德手里，他使尽了吃奶的力气，用缰绳狠狠地抽了马脸三下，好像恨极了，非得这样出气不可。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蒙古人打马脸，不用转身，我就感觉到了牧民的不满。这出闹剧还没演完。这马被打得有些退缩，头抬起来几次，但还是躺在地上，不肯站起来。看到他的坐骑坚持把头埋在地下，阿乌博德气得六神无主，怒不可遏，完全无法控制他的行动。他站在马匹旁边，一下又一下地狠抽马脸，这已经是十足恶意的发泄，在这一刻，阿乌博德的残忍全部释放出来了。现在，就算是这匹马有意思要站起来，也做不到了：阿乌博德一记记地狠打，分明是要它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我们在一旁都看呆了，根本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震骇得无法说话。一直以为这是最后一下了，没有想到阿乌博德就是不肯住手，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眼睁睁地看阿乌博德逞凶。阿乌博德完全无视于我们的存在，越打越起劲。他起码狠抽了这可怜的牲口二十几下，才放下缰绳，马儿才勉强站起身子来。

　　不只我一肚子火，保罗更是气得一脸惨白，好几次，我都以为他要冲出去痛殴阿乌博德。我连忙安抚，叫他别轻举妄动。阿乌博德终于上马了，但是，大家刻意转头，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我想，队伍里的人大概都觉得阿乌博德太过残忍，他这样鞭打马匹，根本不是蒙古人的行事作风，这种行径羞辱了他的同胞。蒙古人一向率直，我们的牧民朋友没有出面劝阻阿乌博德，也是件怪事。自此之后，所有人对阿乌博德的看法又是一变。我已经决定了，要继续旅程可以，但是，我再也不要跟阿乌博德这般惹人厌的人在一块。在蒙古，有很多事值得做，很多地方值得看，犯不着浪费时间与阿乌博德打交道。横越欧亚大陆，从蒙古一路到法国，是很让人期待的旅行，但是，按照阿乌博德的这种搞法，出了蒙古国境，绝对寸步难行。我有责任联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路计划委员会，劝他们更换领队。在这个空当，我想好好研究一下蒙古残存的传统文化。为了这个目的，我、保罗、“大夫”越早脱队越好。

　　我们在难耐的沉默中，结束了早上的行程。我偷偷看了看巴雅尔一眼，他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一贯的轻松自在不见了。保罗压低声音一个劲儿地在念，说他应该也用缰绳痛抽阿乌博德二三十下。马术不怎么样的“大夫”，经过这些日子的磨练，现在对付个性温和的马匹，已经毫无问题了，连他也认为阿乌博德的行径与野蛮人没有两样。如果成吉思汗复生，也会看不下去。据说，成吉思汗曾经明令：绝对不能打马脸。

想法子脱队

　“大夫”已是身心俱疲。他的身体早就没有办法应付如此艰辛的旅程，经常看见他下马，在马匹旁边拉筋，伸展四肢，显然他的膝关节已经疼痛到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的两个向导——好运道和勇士，每天都把行程控制得十分严格。我猜想，他们可能也是受够了阿乌博德，想尽快摆脱他，早点结束这趟旅行。还不到4点钟，我们就从干燥的低地走了出来，眼前是一个开阔平坦的谷地。二十来个骑马的汉子，从谷地的另一端快跑过来。他们是小城德札格（Dzag）工作大队的成员，苏木行政委员会派他们过来引我们渡河。近日来，河水暴涨，渡河的危险自然不在话下。

　　在河谷另一端，当地政府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欢迎会，地点是冠军牧民的蒙古包里。公社委员会认为这个牧民非常能干，足堪表率，所以分给他四百匹马，让他和他的家人照料。为了酬谢他的勤劳，公社额外分给他一些燃料、物资、食物与私有马匹，供他挤奶、制作各种奶制品、自用或是销给公社。我们被引到他的蒙古包里，依旧是蒙古人传统的宴客点心：干奶酪、有些酸臭气的奶油、方糖，以及喝也喝不完的马奶和蒸馏奶酒。我们默默地吃喝着，早上的悲剧阴影还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苏木委员会主席问起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巴雅尔把阿乌博德的那匹马也算了进去，告诉他，我们已经有四匹赠马受伤或是跛脚，我们得找个地方停留一会儿，让这些马养伤。

　　我看到蒙古人聚在那匹跛得最厉害的赠马旁边，指指点点。这是一匹白色的斑点马，背脊上有一条鳗鱼似的黑鬃，脚上有淡淡的斑马纹，蒙古人说，这就是蒙古马从野马演进过来的痕迹。他们在这匹马的肩头上敲敲、压压，摸摸它受伤的脚，但是，没有人敢轻下断语：这是蒙古人的习惯，他们不会公开说出这匹马有什么问题，免得会让旁人觉得他太自以为是，将来被人发现他说错了，也会很没面子。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看热闹的人才全部散去。这时，冠军牧民悄声地出现在我们的帐棚旁边。我们的帐棚扎在一个山坡下，离他的蒙古包不远。他把受伤的马拉到一边，掏出小刀，割开它胸口的一条主血管，珠串般的血滴，滴了大约半分钟；那匹马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偶尔举举它那只受伤的前脚，好像想压住伤口似的。然后，血就自然止了，蒙古传统的放血疗法，到此告一段落。

　　“大夫”替他自己、我和保罗找到了一个解套的方法，不要再受这种折磨了。他说，第二天，是蒙古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第一次举行人民自由选举的投票日。山脚下的一个蒙古包是乡间投票所，有一辆吉普车会到那里收选票箱，“大夫”可以帮我们安排，搭那部吉普车到苏木中心。票数会在投票日的第二天清晨统计完毕，再交由蒙古空军一架庄严古老、漆成黄色的安托诺夫二型（Antonov 2）双翼飞机，送到省会。如果苏木地方书记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搭乘这架飞机，尽快回到乌兰巴托，再找方法继续往西边走，一直走到阿尔泰山。“大夫”恨不得早点离开，而我们脱队的话，并不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完全相反，我们三个一走，戴尔哲就可以把我们的坐骑当成备马，大幅减轻更换马匹的压力。戴尔哲天性乐观，随遇而安，由他领着阿乌博德，应该不会有问题。我惟一觉得亏欠的人是巴雅尔。照道理来说，他应该有选择离开的自由，不过，他回到乌兰巴托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更何况脱队之前必须取得蒙古电视电影厂的同意才行。“大夫”把这里的情况分析给他听，巴雅尔着实有些动心。但是，他得到省城打个电话给他的老板，才能做出决定，现在他只能陪着阿乌博德。后来，他的老板告诉他，他得继续拍下去，我们很遗憾，再也没能见到他。

烤土拨鼠肉

　我们待在原野的最后一天，内心充满了矛盾，因为我们想尝试一下土拨鼠的滋味。料理土拨鼠的重责大任，当然又落在巴雅尔肩上。两个猎人送给我们一对土拨鼠，他们的枪法准确，直接打在土拨鼠的脑袋上，一枪毙命。戴尔哲和巴雅尔把这对土拨鼠拿到河边，洗剥干净。巴雅尔在火里烤了几块石头，然后把滚烫的石头、土拨鼠的尸体，往锅里一扔。就这样。不用料理，不等水沸，不放调味品。巴雅尔向我们保证，这顿大餐我们吃了还会想再吃。保罗和我一肚子问号，我们还是不大确定，有没有勇气吃这对可爱异常、肥嘟嘟的小动物，在剥皮之前，它们的脸看起来是那么的困惑，竟有点像是动作慢吞吞的老议员。但是，我们吃了那么多餐羊肉，嘴巴都淡出鸟来，实在不想放弃换换口味的机会。巴雅尔掀起锅盖，钩出两串被烫得黑黑的土拨鼠肉，看起来实在很像放大的兔子。土拨鼠的肉比想像中更硬，筋很多，并不难吃，只是没有什么味道，咀嚼之间，没有什么感觉，硬要找个比方形容我嘴里的土拨鼠肉，我只能说——它吃起来，有点像羊肉。

　　稍后，我跟开着吉普车，到处去收选票箱的当地官员抱怨，土拨鼠根本不中吃，那个人干笑起来。“你真的不应该跟我说，你吃过土拨鼠肉，我可以逮捕你！猎土拨鼠的季节要两个星期之后才开始。不过，话说回来，牧民想要干什么，根本没有办法管理。”这个官员大概四十多岁，精力充沛，一脸精明，是蒙古新一代的干部，比起先前的官员，他们的意识形态淡得多，比较实在。以前的官员墨守信条，食古不化。当然，在每个苏木行政区，还是有原先的组织，当家的还是地方党部主席，不过，从中央政府派下来的专业经理人才也已经进驻党部。这批人很能干，精力充沛。我们的向导叫做康保，是中央派下来的总顾问。他是在本地长大的，很乐意配合中央政府的号召，辞去在乌兰巴托的工作，回到了乡里。因此他对正在进行的第一次自由选举，有一份特殊的关心。他向我们解释，乡下的老百姓还是很保守。虽然有许多人正在首都筹组反对党，蛰伏已久的民主运动又将萌芽，但偏远的苏木的牧民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成长中的反对党，跟偏远的地方没有什么接触，预料这次选举，还是会由地方党部提名的两个候选人轻松获胜。“候选人有哪些？”我问道。“我是其中之一。”他面带微笑地回答我。然后，他大谈他的抱负，以及如何促进地方发展。

　　他的做法倒是挺踏实的，并没有空谈理论。他解释说，这个涵盖蒙古典型地貌——戈壁、山谷、草原、高山的地方，除了发展农业之外，别无选择。这里没有矿藏，气候又限制了牲口饲养的数目。此地冬天的气温，低到零下四十度，幸好降雪量只有十六英寸，雪如果再厚一点，牛群就无法用牛蹄拨开冰雪，找到埋在下面的野草，这样一来，损失可就惨重了。许多乡民想要办一个小工厂，处理他们生产的生鲜食品，康保说，这些要求他可以设法办到，目的是把他们留在草原，不要搬往乌兰巴托。他一直觉得在原野的生活比较自在，也比较富裕。他希望能把电力送到一般人家的蒙古包里，让他们看看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已经有一些富裕的牧民买了日本制的简易发电机。苏木的南边，靠近戈壁沙漠的地方，也展开了先期的风力发电实验。看来，这个实验应该会成功。

　　康保在城里的官方客房又给我们开了一个欢迎会。这是一个扎在城中央的蒙古包，里面有床、干净的毛巾，还有桌子，梦想中的一切奢侈品都找得到。端起奶酒，正要为蒙古的未来干一杯前，康保伸出中指，沾了沾酒杯里的酒，弹了三下。一小滴酒弹向空中，一小滴弹向火炉，一小滴弹向地。这是我们见识过无数次的蒙古传统礼仪，敬天、敬地、敬火。他还多解释了两件事：用中指，是因为这是右手当中最少用、因此也最干净的手指，至于把手指放进酒中，是测试酒中有没有毒。蒙古人相信，酒里有毒，指头会觉得辣辣的。

　　第二天，飞机无法按照既定时间起飞，有一辆运送选票的摩托车，因为路程实在是太远了，没能及时赶到。我们躲在机翼的阴影下等摩托车时，我问康保：“选举结果如何？”在我们头顶上，整装待发的驾驶员早就不耐烦了，频频伸头张望，像极了一个在温室里的花匠。“我当选了。”他回答，“在我们这个苏木，我们的党赢得了百分之八十五的选票。”

　　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从东方赶到伯利恒寻找耶稣的智者。

　　在今天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是当时中国与印度贸易的重要通道。

　　11世纪统治伊朗中西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巴勒斯坦的强大帝国。

　　也有一说是乃蛮部落最后一任国王屈出律的妻子，信奉基督教的旁支——聂斯托留教派，而屈出律的父亲为太阳罕，因为发音雷同，而被误为是祭司王约翰。

　　起源于小亚细亚与叙利亚的基督教支派，由于强调基督人、神二性各自独立，一度被视为异端，唐朝时，流传到中原，被称为景教。

　　在当时的蒙古宫廷，有一些骗吃骗喝的神棍。一个来自于亚美尼亚的冒牌教士，叫做塞尔吉乌斯（Sergius），他自称在耶路撒冷受到上帝的指示，要他来蒙古，感化蒙古人。塞尔吉乌斯“黝黑修长”，穿着粗布上衣，外罩铁腰环，自称医术高明，炼制的药水中，多搀大黄（rhubarb），一个法国人替他打造了分药器。被他治过的人，罕有幸存的——原注。

真人西游

　　 早在卡庇尼与卢布鲁克启程前往中亚之前，另外一位修道士不辞万里之遥、旅途艰辛，远赴大漠。但是，他的方向跟这两位基督教先贤完全相反，他是由东而来。

　　道教“金莲派”的大宗师，长春真人邱处机，时人誉为仙人转世，闻名遐迩，堪称东方宗教的圣哲。1212年，成吉思汗慕名邀请他远赴蒙古，以便亲自向他请益。成吉思汗在诏书中说，他久闻长春真人道术通玄，博物洽闻，“谨邀先生暂屈仙步……朕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他特别派遣侍臣刘仲禄，持虎头金牌，率领二十位蒙古人，传旨敦请，金牌上特别标记了“如朕亲临，便宜行事”的字样。长春真人时年高龄七十一，早在今山东省退隐山林静修，不问世事。曾撰写长春真人事迹的道士孙锡，在《长春真人西游记》序文中提到，虽然久闻其名，一度无缘得见，“意此老人，固已飞升变化，侣云将而有鸿蒙者久矣”。等到他发现长春真人仍在人世，而他终于有机会亲自拜见时，激动可以想见，孙锡是这么形容长春真人的，“尸居而柴立，雷动而风行，真异人也，与之言，又知博物洽闻，于书无所不读”。

　　长春真人颇为踌躇。先前，偏安杭州的南宋也派人远道邀请，但被他拒绝了。此去大漠，折算成现在的距离，是七千英里，道路艰辛，可想而知。再加上行旅中，要与成吉思汗的姬妾同行，也不免尴尬。刘仲禄此行，除了敦请长春真人，也顺便帮成吉思汗物色汉人女子送入后宫，长春真人一念及此，就意兴阑珊，觉得沿路多有不便。起初，他谦辞成吉思汗的好意。成吉思汗可不是容易打发的人物。刘仲禄始终不肯放弃，还把女子交给他人护送，以示诚意。1221年2月，长春真人只得展开弟子李志常所谓的“万里长行”。而李志常记录见闻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也成为见证蒙古西征，兵燹过处，残破萧条的重要史料，当时中亚的奇风异俗、大河巨峰，也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第一手的资料。当时，包括征服奴役中亚璀璨的强权花剌子模（Khwarazm）。花剌子模是中亚最重要的回教势力，管辖河间地带（Transoxiana）的重要绿洲城市：前苏联的土库曼（Turkmenistan）、吉尔吉斯（Kirghizia）、乌兹别克（Uzbekistan），以及阿富汗、伊朗跟巴基斯坦的北部，国力昌盛，不可一世。

　　道路艰辛，有时骑马，有时乘车，大漠万里，长途漫漫。伴随着长春真人的是李志常等十九名弟子和蒙古随从——一行人迤逦朝现今的内蒙古戈壁前进，此地遍布白骨，是1211年成吉思汗率领部队突进中原的战场。中原部队一败涂地，倾覆于此。不一日，他们抵达了成吉思汗幼弟铁木格·斡悌赤斤的黑车白帐驻节之地，当时湖面都还结着冰。在这草原上，刚巧赶上有人嫁娶，住在附近的王公贵人带着各类的奶子、奶酒，共襄盛举。

　　他们在这里听到一个不怎么好的消息，成吉思汗当时在更西边招讨花剌子模国王沙·摩诃末（Shah Muhammad）之子札兰丁，换句话说，他们还得跋涉三千英里，才能晋见这位“宇宙的统治者”。

　　离开铁木格·斡悌赤斤的营地，蒙古向导领着他们前进的道路，正是七个世纪之后，我跟保罗选择的旅行路线，沿着克鲁伦河与鄂尔浑河的河道，在杭爱山区蜿蜒前进。我们旅行的季节跟他们相近，就连眼前的景色，都依稀相似。长春真人一行人走到这里，只觉寒风刺骨，苦不堪言，夹道“韭茂如芳草”，越爬越高，在翻越山岭的隘口，不但有坟墓，还有“祀神之迹”，看来就是今天所谓的敖包。显然，杭爱山区的景色让他们萦绕胸怀，挥之不去，留下了鲜活的纪录：

　　涧上有松，皆十余丈，西山连延，上有乔松郁然。山行五六日，峰回路转，林峦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桦杂木，若有人烟状，寻登高岭，势若长虹，壁立千仞，俯视海子，渊深恐人。

　　然后，他们转而向南，开始攀登阿尔泰山。一路上，他们看到了成吉思汗大军的强悍：一条补给道路硬是劈开山岭，穿过人烟罕至的崇山峻岭。成吉思汗的西征大军两年前经过此地，除了让人闻之色变的蒙古铁骑之外，还有上万名专门制造攻城器械的中国工匠、技师随行。当时工匠技师开路之险，到了长春真人亲临的时候，还是可以轻易想见，因为长春真人一行人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必须由“百骑挽绳，县（悬）辕以上，缚轮以下，约行四程，连度五岭”，这样才能翻山越岭，免得马车翻覆。更艰辛的路途却还在前面，“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约行二百余里，达沙陀北边”。李志常说，在这里“遇天晴昼行，人马往往困毙”。所以，他们必须要“暮起夜度”，蒙古的向导因为担心“魑魅魍魉为祟”，还建议他们在马头上涂血避邪，一直到了第二天中午，才找到绿洲。之后，又度过了上百个沙丘，“若舟行巨浪然”。原本拉车的牛只推进到这里，已经是筋疲力尽了，这时，这批可怜虫被弃置在道路旁，改用六匹马来拉车。

血洗边城

　　这里已经是花剌子模的国境线了。在这里，他们又看到了蒙古大军锐不可当的强悍。接近赛里木湖（Sairam Lake）时，他们看到了四十八座桥，宽度可容两部满载辎重的车辆并驾驱驰，抛石机、强弓硬弩、石弹火炮等各色攻城器械，就是这么一路络绎西进，助长成吉思汗雷霆万钧之势，攻伐花剌子模。

　　河间地带的绿洲城市的统治者，做梦也没有想到东方的攻城技术精锐凶猛至斯。更糟的是，他们的国王迷信城池坚固，不相信远道来的敌军会有什么作战能力。好大喜功的札兰丁自比为武功盖世的亚历山大大帝，印有他肖像的钱币上，镌上了“伊斯坎达尔”（Iskander）的字样，麾下的部队是蒙古骑兵的三倍。但是，他部署无方，三十万大军多半是讲土耳其语的佣兵，散布在几个绿洲大城中——兀龙格赤（Urgendi）、马鲁（Merv）、不花剌、撒马尔罕、巴尔赫（Balkh) ——然后他们紧闭城门，只守不攻，静待蒙古大军精力耗尽，无功自退。成吉思汗根本不把城池放在眼里，他把大军拆成四个支队，各设定一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花剌子模的边陲重镇——厄塔剌（Otrar），成吉思汗念及旧恨，强攻猛打，手下毫不留情。1218年，厄塔剌的城主伊奈斤（Inalchuq）拦截一支有四百五十人、五百只骆驼的蒙古商队。伊奈斤根本就是假公济私，公然劫掠，不过，他在给摩轲末二世的奏书上，只说他怀疑商队中有蒙古奸细，可能为成吉思汗刺探军情。伊奈斤把商人都杀了——其中竟然还包括了一个蒙古使臣——商队中的财物在市场拍卖，所得当然纳入私囊。摩诃末二世就这么看着他的属下胡作非为，没有制止。

　　摩诃末好像还担心这样的挑衅行为，不足以激怒成吉思汗。三名成吉思汗派到撒马尔罕向摩诃末二世抗议的蒙古使臣，也遭到了羞辱，其中一名被斩首，另外两名被剃掉胡子（对蒙古人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逐回蒙古。

　　眼见蒙古大军的气势高涨，厄塔剌的居民自知难免，蒙古军进城之后，屠戮之惨，可以想见，于是他们冒死抵抗，毫不畏死。蒙古大军起初是由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察合台、窝阔台带队，面对着厄塔剌军民的舍身护城，一时之间，都有些手足无措。部分守军出城投降，恳求蒙古人放他们一马，蒙古人竟然把他们列在城前，全部斩首示众。命在旦夕的伊奈斤率领精锐战士死守卫城，原先预计可以支持五个月，但是在蒙古铁骑的一轮猛攻后，主城陷落，卫城孤掌难鸣，厄塔剌终究易手。城陷之时，伊奈斤倒是没死，根据回教史家纳萨威（Nasawi）的记载，等到成吉思汗赶到，才用融化了的银汁，灌进他的眼耳中，活活整死了这个贪婪的城主。

　　成吉思汗稍泄心中的怒火，接下来把致命的矛头指向中亚的瑰宝重城——撒马尔罕。撒马尔罕堪称是当时中亚最富庶、最讲究的城市，人口超过五十万。摩诃末二世刚刚定都于此，正征调民夫，加厚城墙，以御强敌。他还开征杂税，筹措资金，准备把城墙拉到五十英里长。可是城墙还没完工，蒙古大军倏地掩至，在伊斯兰教世界面前，展现高度协调的攻城谋略。

　　包围战一开打，撒马尔罕的军民，就被蒙古大军的军力吓到了，只觉得四面八方密密麻麻，都是蒙古铁骑。其实，成吉思汗是伙胁俘虏，随军前进，虚张声势而已。他也让俘虏扎营，所以看起来营垒遍地，旌旗蔽天，让敌人见之胆寒。摩诃末这时早就弃城而走，躲在别的地方调兵遣将去了。成吉思汗的后军就是负责拦截从各地调来的援军，同时派出大量斥候，打探城中的防备。可怜的俘虏在攻城的时候，排在最前面充当蒙古军的人肉盾牌，抵挡城墙上砸下来的石头、射出来的羽箭。中国人为蒙古人设计的抛石机，迅捷便利，一下就击溃了撒马尔罕守将负险而守的决心。攻城战开始的第三天，城内的守军就大举出动，准备突围。成吉思汗一见敌军出城，立刻展开蒙古的经典战术——佯退、包围。吸引土耳其佣兵追赶，在他们追得忘形，离城已远，进入蒙古军队布下的口袋的时候，蒙古铁骑迅速回师包抄，展开屠杀。单单在这场战役中，土耳其佣兵就死了五万人，大约是撒马尔罕守军的一半。两天之后，撒马尔罕开城投降，只有两千精锐死守卫城。成吉思汗的将领迅速纳降，大军进城，关紧城门，准备清除余孽。结果，最后的两千人中，有一千人战死，一千人勉力突围，保住性命。从围城开始到战争结束，撒马尔罕战役只花了成吉思汗五天的时间。

　　清查战俘、辎重，并没有花掉他们多少时间。成吉思汗相当瞧不起不战而屈的土耳其佣兵——在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驻扎，竟然舍弃名城投降——他把三万降兵整队整好，全部杀掉。撒马尔罕居民全部被驱出城外，方便蒙古军的搜刮；然后像牲口市场一样，按照居民的专长、年龄分类。工匠、艺术家以及其他有一技之长的人，被送到蒙古本部做工。役龄的青壮纳入军中，补充“人肉盾牌”，老弱妇孺随他们自生自灭。一年后，长春真人抵达撒马尔罕，城中的居民只有原先的四分之一，残破萧条，再也不是中亚伊斯兰世界的核心了。这座名城要到一百八十年后，帖木儿（Tamerlane）崛起中亚，东征西讨，将掳掠的财宝，送回撒马尔罕，此地才又复兴。帖木儿，也就是马罗（Christopher Marlow）的《帖木儿大帝》（Tamburlaine the Great）的传主，他仿效成吉思汗的谋略，以他的后裔自居。撒马尔罕衰也蒙古，兴也蒙古，是中亚历史上的一大讽刺。帖木儿后来还娶了成吉思汗家族的女性，这样一来，他更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女婿”，堂而皇之地进入“金顶王帐”世家。

　　像撒马尔罕这样的名城都手到擒来，成吉思汗这才发现，花剌子模虽然规模不小，却是外强中干，不仅劫掠易如反掌，就算把此地纳入版图，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所以他派出他的子嗣、大将四下征讨，正告这片土地上的子民，要他们臣服在蒙古的统治之下。所有城市都是蒙古人的囊中物，没一个跑得了。几个月过去了，蒙古人从征战中归纳出几个处理城池的方法。运气好些的，是那些望风披靡的城市。由于势如破竹的蒙古军，到城里还来不及歇马，顶多停个一天半天，就继续往前冲去，这些城市名义上收归蒙古统治，所以大致完好，城中居民身家性命，获得保全。比较惨的是蒙古军放慢速度攻略的城市，反正前无去路，蒙古人不急着离开，就算这些城市迅速投降，蒙古人还是可以慢慢地整治他们。蒙古军依据攻略撒马尔罕的那一套，把居民统统赶出城外，然后安心劫掠。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居民回到家中，虽已满目疮痍，但总算熬过了这场战乱。蒙古人任命新的城主，横征暴敛，不在话下。如果哪个城市不识相，竟敢抵抗蒙古大军，蒙古人冲冠一怒，就会把那个地方打到糜烂不堪，卫戍部队将无一幸免。残酷的搜刮掠夺，接踵而至，然后按照老规矩行事：有用的俘虏送回蒙古，其他人充当军役，剩下的放回家中，任他们自生自灭。

攻城快过统治能力

　　碰到下面三种情形，这个城市绝对是万劫不复：第一，城主有眼不识泰山，竟然敢杀害蒙古使臣；第二，城市降而复叛；第三，成吉思汗的直系亲属在攻城时阵亡。1220年，在成吉思汗西征初期，阿富汗的重镇阿鲁（Heart）迅速投降，只有几个外围的卫城守军还在挣扎，都被蒙古军队轻松解决，城中大部分的居民还能安居乐业。六个月后，阿鲁居民竟然意图谋反，初期打了几个小胜仗，打得蒙古驻军节节败退。等到蒙古主力一赶到，情势逆转，重新夺回阿鲁。将军下令血洗全城，居民全部斩首。蒙古大军足足花了七天，才在城中找出所有人，砍掉他们的头颅。大军离开这座死城后，躲在暗处的幸存者出来替死者埋葬。没想到蒙古人留了一支伏兵，等他们出来，一看到人，就全部砍头，真的让阿鲁没留下半个活口。

　　再往西，就是伊朗西北部的名城，内沙布尔（Nishapur）。1220年的夏天，这个城市稍作抵抗，就投降了，成为蒙古西征的根据地之一。但是，到了秋天，居民改变心意，在蒙古军队二次抵达的时候，兴兵叛变。双方交战激烈，成吉思汗的孙子脱古察死于乱军之中。蒙古人的报复让人不敢置信，内沙布尔再次投降，城中的男女老少全部处死不说，就连猫狗都不放过。脱古察的遗孀亲自领兵上阵，屠戮百姓，砍下的头颅，还按照年龄、性别，排列得整整齐齐。成吉思汗一定是恨极了，他下令拆除城墙，夷平城市，要这个富庶的城市翌年可以犁田耕种。

　　胆敢碰成吉思汗家族成员的一根汗毛，必遭惨烈的报复。这或许是蒙古人刻意散布的一种印象。影响所及，成吉思汗不免被神圣化，时人竟以天神视之，认为他刀枪不入，无坚不摧。就在这种气氛的渲染之下，成吉思汗命令使臣刘仲禄，不远千里敦请长春真人前往大漠，寻求长生不老的方法。1222年，长春真人终于抵达了成吉思汗在阿富汗北部的金顶王帐。一见到邱处机，成吉思汗就迫不及待地问他，究竟有没有长生不老药？长春真人的回答倒是挺老实的：“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不愧名主，失望之余，照样善待邱处机。他在王帐旁，为长春真人一行人搭了两顶帐棚，嘘寒问暖，还不时邀请他来王帐畅谈养生之道。他似乎知道长春真人吃素，还送了他大批的蔬菜水果。然后派遣了一支蒙古部队，护送真人返回中国。根据李志常的记载，长春真人在回程中，神色宁静，无羁于物，走到内蒙戈壁的时候，“不食，但时时饮汤”。此时的邱处机似乎已经超然物外，对于大漠之行的艰辛、面见成吉思汗的荣耀，浑然不在意。成吉思汗显然对这位道教真人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他下旨免去道教信众的钱粮，并在现在的北京，为长春真人兴建了一座道观。

　　成吉思汗向外吹嘘他“金顶王帐”的威名，有其实际需要。进攻花剌子模的节节胜利，速度之快着实已超越他组织政府系统的能力，蒙古统治蒙古本部，以及华西、华中、花剌子模故地，亚洲北部之半，但仍无止境地向外拓张，方兴未艾。只是成吉思汗一人不可能事事躬亲，所以他借着子孙树立他的神秘权威，便能顺势而为，继续向外扩展。成吉思汗的心里很清楚：嫡系的蒙古部队不过十三万人，绝对没有能力统治这么广大的领土，四面八方都有征服赢得的土地城市，也不可能都靠蒙古驻军维系。当然，残酷的大屠杀是震慑外国人民、让他们不敢轻易反叛的方法之一。大家只要想到蒙古人，就吓得手软，根本就不敢与他们为敌。许多城市的卫戍部队，人数明明比蒙古人要多许多，但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尽管脑袋跟身子分家，竟然无意奋战到底。

　　然而，蒙古人打造的战争机器仍有人力不足的问题。西征花剌子模的战役一开始，成吉思汗被迫吸收了许多操土耳其语的摩诃末军队以增强战力。如今，帝国又壮大了许多，他允许自己的子孙自立王帐，吸收更多的外国人。起初，变节投降的土耳其人遭到杀戮，无一幸免，但是，到了现在，他们却很欢迎土耳其人的加盟。土耳其人跟蒙古人一样，是生活在草原与高山间的民族，习气相近，就连已经改信回教的土耳其人，也依旧保有部落遗风。蒙古铁骑还是蒙古大军的主干，攻城方面则有中国的巧手工匠为助，器械络绎不绝于道，现在又加上数万土耳其骑兵，成吉思汗统驭的部队，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跨国联军。事实上，如果少了对九尾旌旗誓忠的数万土耳其部队，蒙古人绝对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开创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作者引用的是E. Bretschneider编的《东亚史料》中的《中古研究篇》（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ntic Sources, London, 1988），与中文略有出入，本章根据李志常著《长春真人西游记》还原。

　　在今土库曼、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

　　指的是阿姆河以东、锡尔河以西的地带，这是中亚穆斯林文明的主要领地。

　　《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作斡辰大王。

　　长春真人经过这个湖的时候，命名为天池。

　　即今乌尔根地，曾经是花剌子模的首都，也称花剌子模城。

　　今译梅尔夫，跟兀龙格赤一样，在中亚地带。

　　这个城市已经在现今阿富汗的北部了。

　　他的名字其实是从Timur lame（跛脚的帖木儿）演变过来的。根据苏联考古 学家的发现，帖木儿的右手、右腿残废，但是，身躯强健，祖先是成吉思汗之 子察合台的部属。

　　他是莎士比亚成名之前，英国最重要的剧作家，成名作正是上下两集的《帖木 儿大帝》。

　　今译赫拉特。

　　这座道观，也就是今天北京白云观的前身。邱处机1227年8月在该地羽化登 仙，成吉思汗也在同一年辞世——原注。

猎鹰

　　今天，蒙古境内仍有为数不少的土耳其人后裔。他们是蒙古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聚集在蒙古西陲——巴颜乌古烈省，被称为哈萨克人（Kazakhs）。卡庇尼、卢布鲁克在他们的游记中，频频描绘土耳其的风俗，密度不下于蒙古；两个旅行家在书中也大量运用了土耳其文。成吉思汗在西征路上，将土耳其的这个旁支整编到蒙古大军中，日后，随着大军撤回蒙古本部，在这里他们安顿下来。他们避居在巴颜乌古烈省的偏远山间，与世隔绝，因此保留了中亚文化的传统。我非常想见他们一面，但是，到那里去有个问题：巴颜乌古烈已经是蒙古的西陲了，再过去就是苏联的国界，敏感度之高不在话下。幅员辽阔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隔着阿尔泰山，与蒙古分疆而治，两边的居民同文同种，语言相通，无论是前苏联还是蒙古，都非常担心哈萨克人会通连起来，组成政治联盟，破坏这个地方的宁静。形迹可疑的外国人在这个地方自由旅行，在以前根本不可能。在回乌兰巴托的路上，我们与“大夫”研究此行的可能性，大家都觉得不乐观，商量了老半天，并没有结果，最后决定边走边自己想办法。没有想到乌兰巴托的每个人都很热心地帮忙，蒙古官方的体谅，更增添此行的便利。

　　不富饶的乌古烈

　　“大夫”买了三张飞机票，我们一行人搭上了有五十二个座位的苏联制涡轮推进飞机。从乌兰巴托到巴颜乌古烈（意思是：美丽的，或是富饶的乌古烈），每天有一个航班，交通算是相当便利。我们不必向当局申请特殊的旅行许可，也不打算事先跟谁打招呼。我们决定碰运气，走到哪里算哪里，来一趟哈萨克意外之旅。蒙古和哈萨克这两个民族，互相瞧不顺眼。我们也不想找蒙古马队带路，免得麻烦。蒙古人觉得哈萨克人天生反骨，担心他们会在巴颜乌古烈搞独立。在工作场合一见到哈萨克人，蒙古人也是避之惟恐不及。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哈撒克人很排外，一旦得到工作机会，就全力铆上，先站稳自己的脚步，然后把亲族一个一个拉进来，填满所有空缺。相对地，哈萨克人对蒙古人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方式也很不满，他们觉得中央政府根本不理睬他们的需求。两个种族之间的误会很深，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化解的。一向随和的巴雅尔，提到哈萨克人就是一脸嫌恶；戴尔哲则认定哈萨克人会生吃马肉，只要逮到机会，哈萨克人一定会把他照顾的马匹吞下肚。

　　8月2号，“大夫”、保罗和我一路往西飞去。从乌兰巴托到巴颜乌古烈，航程约四个小时。往下望去，看着我们曾经骑马漫游过的蒙古草原，先是首都附近的破碎平原，然后是慢慢皱褶的山脉，逐渐攀高，一直到杭爱山区，然后，高山渐渐隐没在草原与戈壁大漠里。飞机底下一片枯黄，低矮的丘陵好像被斧头劈过，有棱有角，干河道穿梭其间，隔个大老远，才看到一个湖泊。从两万英尺的高空看下去，湖泊都是黄褐色的，真的与地图上涂的颜色一样。这里的低地已经属于半沙漠地带，渺无人烟。蒙古包孤零零的，大概隔个三十英里，才能见到一个。更罕见的是溪谷，只有在河流的两旁，才能见到一抹淡绿，表示还有些疏疏落落的牧草。在这种地方，蒙古包就密集得多了，一伙儿总有八九个，在避风的山坡下，排成弧形，好像是人的下巴。

　　巴颜乌古烈的首府是一个灰蒙蒙、遍布碎石，向四面八方不规则延伸的城市，人口约两万，没有任何可观之处。一栋四层楼的建筑，是当地的行政中心。市郊当然免不了有一片围着篱笆的蒙古包区。阿尔泰山山脉余势未歇，横卧南边跟东边。这个城市叫做乌古烈，少了巴颜，也就是美丽的，或是富饶的这个形容词，倒也名副其实，因为这个城市真的既不美丽，也不富饶。我们抵达的那天，天色阴暗，街上连个人影也看不到。百分之九十的当地人，都趁着这短短的夏天到山边去了，把这了无特色的街道，往脑后一扔。大约要到8月中旬，这里才会有些生气。

　　我们见到的第一辆汽车，是挂着苏联牌照的吉普车，它是从戈诺尔—阿尔泰斯克（Gorno Altaisk）区域过来的，那里已经是苏联的领土了，离这很近，大概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如果这批外国客人是来购物的，恐怕不免失望。城里面只有几家寒酸的小店，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我们进去的第一家店，总共只有十二样杂货：廉价的梳子、中国做的塑料娃娃，还有——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十来部排成一列的老式摄影放大机，满是灰尘，看来有些年代了。隔壁的那家店里，有草莓果酱卖，看起来稀稀的，还有好多瓶黄绿色的碳酸饮料，一个面包箱，里面的土司面包只怕也放了好一阵子。我们进来是想补充点存粮，再买点礼物，送给哈萨克的朋友。我们选择了压了花纹的中国茶砖，一大罐方糖和一些甜食。小店的收款机里没有零钱，所以，他们又从另一口大箱子里面，找给我们一些晒干的苹果和梅子。这些水果干可是舶来品，从哈萨克共和国那边来的。当时，我们还瞧不起那些比果汁稠不了多少的草莓果酱，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后悔了。三天之后，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果酱全部卖光了，我们饿得要命。

哈萨克人的领地

　　我们花了三天的时间跟当地政府打交道，才租到一部吉普车。蒙古各地都缺车辆，所以，在路上跑的，多是超龄上阵的老爷车，属于政府单位。像巴颜乌古烈这个穷地方，所拥有的车辆，不用几根指头就可数得一清二楚。乌兰巴托的中央官员把这里当成国家的尽头，放在补给清单的最下面，虽说车辆的零件严重缺乏，补给时断时续，倒也有点好处：他们不大干涉巴颜乌古烈的行政，放任哈萨克人自己管自己的事情。哈萨克人一提到他们的成就，脸上都掩不住得意之色，他们保存了自己的风俗和语言，有哈萨克文的报纸、讲哈萨克语的电台，一家专门上演哈萨克剧的戏院正在兴建中，还有一家规模小但志气可不小的博物馆，专门收藏哈萨克文物。就连旅馆入门处，“欢迎光临”的几个大字，都是用哈萨克土耳其文拼成的。

　　我们的运气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大夫”竟然在这里碰到他的哈萨克老友，他们曾经在莫斯科经济互助委员会市场（COMECON，简称经互会）一起工作过。经互会是东欧集团的经济合作组织，随后业务扩展得越来越大，包山包海，无所不包，也难怪一个哈萨克工程师和一个蒙古心脏科医师（这两个人对于推动国际经合作计划，没有半点兴趣，也没有半点专业知识）会在莫斯科的经互会办公室里碰上。这么说吧，这个组织设立的宗旨，就是在国际间交朋友。撞见他，我们算是交上了好运道，从此之后，就有认识不完的新朋友，外带转来转去的请托。到了第四天，我们总算弄到了一部吉普车，还是刚刚从市府运输部门修理厂硬拖出来的，一行人朝着阿尔泰山前进。

　　若说5月份的肯特山脉很荒凉，那么初秋的阿尔泰山山脚，就更荒凉了。一路上，我们的哈萨克司机一再跟我们说，在比较低的河谷里，现在根本找不到人，因为他们都上山去了，帮自己的牲口打理一些过冬的草料。但是，我看了老半天，实在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可以储存过冬，看不到牧草，只有一些杂木树丛、沙地、大片大片的碎石地，还有偶尔见到的干河床。

　　走了十二英里地，我们在一个小村庄停了下来，准备接何坚尼亚斯，也就是“大夫”的哈萨克友人的弟弟上车。何坚尼亚斯是我们的向导，带我们去拜望住在山里面的哈萨克人。他的个头很高，虎背熊腰，一副土耳其人的模样：眼珠是褐色的，比一般蒙古人的斜吊眼要圆得多，皮肤白皙，下巴宽阔有力，鼻梁很高，跟先前在草原陪伴我们的牧民完全两样。就算刮得青亮的头上少了那顶哈萨克传统的绣花帽，也没有人会把他当做蒙古人。

　　何坚尼亚斯的朋友住在深山里，已经很接近苏联边界了。他向我们保证，他的朋友固守哈萨克传统，原汁原味，毫不含糊。

　　搭这部气喘吁吁的老爷吉普车挣扎上山，又花了一天的时间。我们已经爬上中亚的屋脊，这里是世上久被遗忘的角落，半个世纪以来，可能根本没有任何西方人涉足此地。接近傍晚时，我们走到了一个山势纠结的古怪地方，当地人称为五峰（Five Peaks）。此地一高一万五千英尺、终年积雪的高山，是苏联、中国与蒙古的交界处。苏联的摄影师管它叫“世界分水岭”，从山上流下的雪水在此分道扬镳，一边成为流至北北冰洋的河流，一边则是消失在中亚沙漠的内陆河川系统。我们的目的地是距此两小时车程的北边。等我们真的看到路旁的哈萨克人穹庐时，天色已经很暗了。

穹庐之夜

　　在外行人的眼里，哈萨克人的穹庐和蒙古包差不了多少，但即使在昏暗的光线中，我和保罗还是可以察觉到两者的不同。单就外型来说，哈萨克人的穹庐与蒙古包就是不一样，它们比较细长，结构上也较轻巧，屋顶尖耸许多，比标准蒙古包要大。或许，外观上的差异要内行人才看得出来，不过只要走进哈萨克人的穹庐，再粗心大意的人也不可能把哈萨克穹庐当成蒙古包。我们走进何坚亚尼斯的朋友凯蓝的穹庐，时间已近午夜。他选择在苏蒙边界、山谷最高处扎营。一路上，我们停了好几次问路，其中还包括一户用链子拴着小狼的哈萨克家庭，好不容易才找到。只见沉沉的夜色中，人影幢幢，都是出来欢迎我们的。有人领我们进到穹庐里面，凯蓝有部发电机，在我们坐定之后，他赶紧打开，于是头顶上的电灯泡亮了起来，帐棚变成了明亮的亭台。

　　只要是看得见的地方，全都有装饰。屋顶上套的帆布，在张开的伞骨间，染成了红黑相间的条纹，下面悬吊着碎布缝成的五颜六色的丝带，也很抢眼。地上铺着厚厚的白地毯，上面有刺绣，是造型大胆的分叉图案。五斗柜被漆上鲜亮的颜色，还嵌上隐隐泛光的金属。只要有一点点空间，都可以看到刺绣，不管是坐垫、床单、被褥、挂饰，只要是任何想得到的东西，上面全有刺绣。墙边的几张床也挂满了各色装饰，一时之间，让人觉得那是个有四只脚的活动广告车。每个刺绣的用色都极为艳丽，非得把风头抢尽不可，圆圈、螺旋、花鸟、人物、奔马、抽象的图案，就算偶尔重复，也不减奔放的热情。凯蓝太太的一双巧手把这个穹庐内的每个方寸之地，装饰得如此灿烂缤纷，让人目不暇接。家里的装饰一定要由女主人亲手打理，绝对不能去买，或是接受别人的馈赠，这是哈萨克的传统。她刚结婚搬进凯蓝的穹庐的时候，这里什么都没有，她就靠自己的一双手，一针一线绣出这样的花团锦簇。从哈萨克的传统来看，凯蓝的老婆实在是千中挑、万中选的好妻子。

　　凯蓝被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吓得有些手忙脚乱。我们应该是他所见过的第一批西方人，至少我敢肯定我们是最先爬上这么高的山，进到他夏日穹庐的外国人。但是，他很快就重拾镇静，展现出做主人的诚意，嘘寒问暖，务求让我们舒服自在。我们因此注意到哈萨克人和蒙古人之间的差别：哈萨克的男主人看来对于家务事要更在行，比起蒙古牧民，凯蓝更像一家之主。他的威严跟地位，无碍他的待客之诚。他没有一般的蒙古牧民那么害羞客气，只见他忙里忙外招呼客人，问我们在道上听到的新闻，百忙之中，还不忘称赞何坚尼亚斯两句。

　　他的太太忙着做菜，我们舒展四肢，往厚厚实实的哈萨克地毯上坐下。屁股底下是有红、有紫、有黄的地毯，耳里听的是何坚尼亚斯的歌声。这时才知道，我们的向导竟然还是个半职业的歌手，他拿出哈萨克的传统乐器——两根弦的东不拉，丁丁咚咚地弹起来，哈萨克传统民谣、哈萨克及蒙古电影主题曲，好像没有他不会唱的歌。午夜之后，凯蓝太太终于端吃的出来了，讲到吃的，哈萨克人的食物与蒙古人的食物也不相同。在蒙古包里，我们只有白煮羊肉吃，这里的东西好吃多了，肉比较嫩，也放了香料，更有味道。盘子还用热水烫过，在蒙古包里，很少见到这样贴心的服务。最重要的一点：这里没有奶酒，我们喝的是牦牛奶。哈萨克虽然住在蒙古人的国度里，并没有回教教长在一旁监视，但他们还是谨守回教禁酒的教规。不管是天然发酵的，还是经过蒸馏的奶酒，都在禁止之列。

　　凌晨两点钟，我们终于挺不住了，先后被睡魔征服。凯蓝和他的太太搬来好几床毛毯，铺了足足有六英寸厚，我、保罗、何坚尼亚斯以及我们的司机，几个人挤成一堆，挨个躺下了，男女主人又搬来几床更厚的毛毯，往我们这批沙丁鱼身上一放。他们怕四周有冷气钻进来，还很细心地用各色垫子堵好，把我们几个当成三明治，四面八方全部包好，不留半点空隙。然后，我们就睡着了。

　　四个小时之后，我醒了。一张开眼，见到的是繁花似锦的篷顶。天光从门缝和帐棚底部透进来，看起来格外的明亮清朗。这里的中央支柱比蒙古包长得多，屋顶比较高，强风过处，轻飘飘的篷顶不但吱吱作响，还会随风势变形。天气冷得要命。我们那位年纪不小的哈萨克司机，就睡在我的身边，他很能干，帮了我们很多忙，见多识广，哪里都有他的朋友。但是，他打鼾的声音未免大了点，而且还有口臭，所以，我从人堆中爬了出来，套上靴子，把门推开一条缝，往外探个头，顿时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