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一晃，新华文坛如今因何一片萧然？

　　岁末编者来电，要说文坛。我刚从吉隆坡的文学盛会归来，车子越过第二通道迷茫的海峡，“花踪”国际文艺营与文学奖颁奖礼和美的旋律，搅拌着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新华文坛那抹亮丽神采，有点五味杂陈。

说它亮丽，是对比眼前昏黄的缘故。那天从彼岸回来，恰是向晚时分，霞光不见，冗长的车阵里，车子缓慢蜗爬，像似我们的文坛。

80年代的绚丽是新华文学的回光返照？

80年代初那一瞬间的绚丽，今天看来，难道是一次刹那的回光返照？这样说过于情绪，会伤害许多人的心。但我们必须同意，那不是个风和日丽的年代，大背景本就不迷人，南洋大学就是那时画上句点的，华校走进了暗夜，景气低迷，而悲情没有完全淹没文学小角仅剩的一点余光，华文文艺界那时竞开百花，文学多元化的号声在那时响起，各种形式的文学活动此起彼落，文学期刊竞逐小小的市场，新人冒现旧人勤耕，破天荒的国际文学会议带来交往的初潮，大小文学飨宴铺成文采飞扬的年代……一晃二十余年，一切仿佛静止，那年的动力并没有化成肥沃的土壤，阵阵乐音没有流成文学长河。

80年代初，国际华文文艺营在新加坡举行，“八方风雨会星洲”曾经是振奋同鸣的宣言，它史无前例汇集了中港台欧美及东南亚作家于星洲，打破数十年因意识形态筑成的文学隔阂，山水因此相连，赢得中文世界无限赞美，它像一面临风大旗，舞着饱满的文学信心。激情过后，华文报面临重组，华校系统被现实所融化。大气候骤变，华文文坛就此凝固胶着，静默地生存着，悄悄20年。文学的大视野，随后在吉隆坡也是一片泥泞的野地再现——“花踪”起于九十年代，十多年来，文化理想撑着，它的每一步，都鼓动人心。

我想起一对联：“新旧兼容，传习斯文于不朽；华实并茂，编修野史亦留芳”——这是南大前中文系主任王叔岷教授为《面对我们的文学史》大型文学史展所捎来的勉励，高挂在新加坡大会堂的中庭，而今回首，我们面对的，是一片萧然？

我们有过抱负，与各地中文作家频密交往，曾经是美好的画面。后来，我们通过各种新设立的平台，或外访，或报告，或座谈，或出版选集，尝试让各地文学同好，尝尝我们的鲜。二十年下来，我冒昧以为，人们对我们，依然陌生。做过的事有其积极意义，不得否定，我们也应同时审视，这种“隔阂”形成的原因。

这些年，我更像一个读者，独坐文学一角静观，阅读目所能及报刊上有限的作品，很少惊喜。我是说，在创作的江河上，我们欠缺耀眼的波澜。从中生代到新生代，文学果实的卖相，总少了些许吸引力。

或者，我们需要更高的自我期许，虔心对待提升创作的必要。地不在大，一畦地也能出良品。这些年，一小群马华文学新人类，不论留台与否，前赴后继，在海外文学创作奖项中频频抡元，闯出一片蓝天绿地，令人刮目相待。走出去，天地就宽了，我们或许考虑跨步，揉平既定界限，到更开阔的中文写作平台参与。

后浪，我们等你扑前而来

文学活动的推力，通常只显现于一时，谈文说艺，论斤计两，最终要回归作品的分量，以作品征服中文世界读者，显得更为急切。

于是，我们渴望来源有限的新创作人，展现创作热忱。我们渴望，后浪饱满的能量。若干年前，“花踪”亮出一句动人的宣言：“后浪涌来吧！”它多像出征的战歌，叩击着门槛内外文学新客的心扉。我们迫切需要后浪，也愿意容忍后浪扑倒前浪的现实，格局大小，已然次要。

这些年，偶与久未谋面的文友相遇，触及文学，淡漠眼神里隐藏的对白是：我们还有文坛吗？这眼神凝固着不可言状的无奈，但叫人有些不服气。设若一个时代的文学遭人所弃，那非文学之过，而是文学人的疏忽。现代人的内心都裹着一层甲胄，不轻易被感动，创造使人共鸣而具艺术价值的作品成了高难度的文学工程，创作人唯有自我武装，提升段数，才能甩去大环境里的晦气，攻陷文学市场。

时代给予写作者极大的压力，但表现的空间依然存在，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小 “坛”，经营我们的情感，共担我们的苦，同欢我们的歌。尽管格局不大，我们很难容忍，一个文化荒芜社会的形成。这一方小坛上，我们希望绽放耐看的鲜花，而非瞬即枯萎的花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