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看着“一本正经”的文学长大的，我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但就是这样的文学同样给了我启迪和震撼，这里我得先声明一点，就文学的创作形式而言并没有高低之分，只是因为没有在恰当的年龄看到更多文学的风景，我才发此感慨。我能看到如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这样在东西已经是我三十岁以后的事了，这样的东西当时给了很大的震动，才突然明白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但毕竟已过而立之年，虽然感慨，但却知道这样的路已经不可能属于我了。

我无意否定这里我所说的“一本正经”的文学，只是因为自己没有在这条路上走好，之后又看到其它类型的东西才有了这种比较。所以我非常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宽泛的创作，而我这一代人从学校写作文开始就养成了“一本正经”的习惯，如果想另类一些立刻会遭到老师的批评，这样不可避免的“一本正经”的文学就给一些不适合“一本正经”的人带来了限制，甚至是许多负面影响。

“一本正经”源自中国文学的传统，比如说“文以载道”、“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类的口号，提倡现实主义写作，至今我仍然认为许多好的文学作品来自这种“一本正经”，但毕竟文学并不仅仅是这一种，人们喜欢的也并不仅仅是这一种。“一本正经”的文学在客观上限制了创作的自由。

“一本正经”的文学总试图告诉人们社会是有秩序的，无论其情节多么曲折、悲伤，终究会归依这个倾向诠释这个倾向，即在付出与回报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可以立竿见影看到的脉络，但现实社会却没有这类文学作品描绘的这么简单，引起人们的厌倦自然也在情理之中，显然“一本正经”在这时成了某种工具，这种工具意义的东西并不在乎人们的感受，甚至他们自己感觉会非常良好，毕竟做为一种创作方法，出一些精品也是自然的事情，但这些精品并不能代表大多数。

王小波说：沉默的大多数。大多数为什么会沉默起来？难道他们想这样沉默吗？显然不是，这里有个人的原因，但更多的却是社会的原因。因为社会现实无法和能够“一本正经”统一起来，比如我就非常羡慕《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边那个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他在双目失明之后仍然能够坚持写作，于是我联想到了我自己，假设有一天我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会不会有同样的待遇？显然我是在痴人说梦，那么我是否还应该继续怀抱保尔柯察金那样的人生理想？

于是当“一本正经”试图成为人们的教科书或代言人的时候，终于被人们厌倦的丢下了，他可以给人们某种理想设计，但这种理想并不是人人都能通过努力实现，特别是在你的国家在物质贫瘠的时候，既然物质无法保障，精神也就无法附丽了。

“一本正经”的高峰期出现在“文革”时期，高大全、主旋律作品独霸文坛，文学完全是政治传声筒，结构简单，一篇小说看了前面就知道后面，人物概念化，脸谱化，好人坏人泾渭分明。那时候有文学，却无所谓市场，，文学完全被国家包养，这种状况即使在“文革”之后很长时间仍在延续，而他带给人思想的影响就更加久远，至今在一些作品中仍然能够看到。

这种状况到丄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一变，“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给文学带来新的面貌，文学的人气像井喷一样升高，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学市场最好的一个时期，竟呈现出“千军万马独木桥”的壮烈景观，以至于一些老作家不得不出来劝诫文学青年不要只选择这一条人生之路，但无庸讳言的是当时国家也的确给了文学以很高的待遇，许多成功的年轻作家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出身，进入文联成为专业作家。同样无庸讳言的是这批得益的作家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学整体的创作面貌和创作策略，他们更多改变的是文学叙述的内容，而不是文学本身，在他们的作品中“一本正经”的创作思想仍然清晰可见。当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因为他们无从选择，而更加让人遗憾的是这些人至今仍然在延续着这种创作思路，中国文学的主流市场仍然在他们的关注引领之下。

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本正经”文学面临的危机暴露无遗，文学逐渐走向边缘，做为对文学的拯救，以余华、、苏童、孙甘露等一批“先锋派”作家给文坛带来新的的气象风光一时，尽管他们吸引了更多关注文学的目光，但他们却未能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流，主流的仍然是“一本正经”的文学导向，这种导向不仅继续延续自己的传统，而且他们从“先锋派”作品里也找到了“一本正经”需要的东西，他们同样可以用“一本正经”解读“先锋派”的作品，而且从这些“先锋派”作家的成长经历看，他们事实上也无法脱开“一本正经”的影响。尽管“先锋派”当初未必那样去想，但这并不妨碍进行那种解读。虽然至今他们这些人仍然是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但显然他们还没有能力掌握中国文坛的话语权，中国文坛仍然在被一只巨大无形的手拉扯着那根“一本正经”的神经。

当然中国文学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机，他们也开始继“先锋派”之后吸纳新鲜血液，于是由年代划分作家成为新的的标识，如60、70、80年代作家成为新的提法，这既是一种规律，也是一种被迫，尽管一些带有叛逆倾向的年轻作家得到了认可（如韩寒），但在认可的同时解释的话语权仍然在“一本正经”的手里，而这些表面叛逆的作家对此也并没有表现出反感，他们可以在作文上表现叛逆，但在思想上却对“一本正经”表现出归属，这是一种机智，也是一种必然，毕竟他们也是循着前辈的足迹成长的，尽管前辈的足迹已经有些模糊，但还是要比其它的路径明显。这样在文学逐渐边缘化的背景下，他们的创作完全成了圈内的操作了，虽然也有个别人获得了市场效益，但他们还是无法超越前辈作家的影响力。

网络文学的兴起改变了一些文学的格局，“一本正经”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时期，诞生出一些靠色相、身体写作的人物，但他们还无力构成对传统文学的冲击，甚至可以说从他们那里让人看到了文学的倒退，即使是西方人也未必会认可这种“自由”的写作，它只是给文学提供了一种可能一种门类，而且是低级的。显然中国文坛和中国大众不想接受这种低级的东西，尽管他们吸引了无数的眼球。他们构成了对“一本正经”文学的反动，但同时也让人质疑，难道文学从此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