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了解的湖南作家群体中，庄严的工作始终都没有停止过。小说方面，扎根乡土的潜流一直在执拗地涌动着；对权力场的观照已成为独特的风景；而城市另类人群的灰色日子，也已是飘浮在我们眼前的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三者所构成的近期湖南小说的主流，我以为是可以反映出湖南作家的健全的人文和艺术素质的，而所可喜者更在于，这其中所蕴含的前进的意向甚为明显，那就是它们都不约而同地落脚在对于生存、人性和文化的关注上。散文方面，历史的书写和文化的沉吟成为两条精神的主脉，前者寄寓着现实的激情，并不停留在单纯的发思古之幽情上，后者由此前的生命的凝思中转型，于平淡素朴的文风中实现了视域的拓展，而其共同的变化则在于不再“滥情”，也不再浮躁，创作主体的文化心态显得更加沉稳。

　　但是，作为读者，至少我个人仍然无法不心存焦虑或隐忧。为什么我们总是难以在充满期待的阅读中砰然心动？为什么我们常常难以被带到鲜活的现实感受与体验中去？为什么原本不乏激情的人们对之“失去了”兴趣？这些期盼与渴求，是多余的奢望吗？是强人所难的苛责吗？是文学所不应和不能承受的“重荷”吗？

　　诗歌一向是湖南文学的弱项，这只怕与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的“异秉”有关：作者与读者之共同的务实天赋，使诗歌这一天生要求想象力与激情的文体在我们这里陷入困境，可能是我们目前所能够找到的较为合理的解释。但是，在一个时期以来的湖南的戏剧特别是影视创作中，我们却又看到：我们其实又是不缺乏想象力与激情的；只是，它们作为创作主体的人文资源，却又“不知何故”地几乎均被投放到了“他处”———我们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演绎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却唯独不肯给生龙活虎热气腾腾万象纷呈的当代生活以一席之地；偶或为之，所钟情的，也无非都市丽人，白领抑或“小资”，而对最为广大的底层普通民众和各个阶层各个群落中的弱势者不屑一顾；而当我们手中的笔，一旦触探到他们的时候，对其固有人性中的真善美以及其生活中的负累、困厄乃至苦难，要么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要么装聋作哑，视若无睹。为此甚至宁愿遨游在虚无飘缈的神话与梦幻中醉生梦死！

　　我不是说在这中间没有严肃的创作和认真的追求。我只是觉得，文学的“渐行渐远”，实质在于：它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无关的迹象。文学不是精英的专利，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必需品：在“反思”的时候，我们都曾这样说过。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对之的理解，却鬼使神差地变成了：或者，它是我们单纯的自我表现、狭隘的自我欣赏、偏执的自我宣泄和没出息的自我抚慰的工具性媒介；或者，它是我们迎合庸众、混入俗世、走向颓废、自甘堕落的，与最粗鄙、最原始、最缺乏人文气息与人的品格的商业文化接轨的阶梯。当谈论社会效益时，我们以“边缘化”为盾牌，畏首畏尾，缩头缩脚，千方百计替自己的逃遁与迂回寻找辩护词；当面对经济效益时，我们以“市场化”为招牌，津津乐道，振振有辞，殚精竭虑地在自己的软弱与怯懦中开辟安乐窝。我们并没有丧失信仰、理想与憧憬，从不曾缺少智慧、理性与才华，我们仍很清醒，该看到的我们都看到了，该想到的我们都想到了，该明白的我们都已经明白，该懂得的我们都已经懂得；但是，也许惟其如此，我们屈服了，妥协了，退缩了，放弃了，我们承认并接受了生存现实的复杂性，知悉并认可了生活课题的严峻性，洞察并臣服了生命提升的艰巨性，于是，我们选择了自己的———仅仅只是“自己”的文学的和艺术的道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远离了现实、底层与民众，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中间有无奈，这是事实；但是，这状况应改变，更是至理。但愿我们今后能更有作为。文学，不能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