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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使人与大自然的紧张关系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也使人们认识到人对人的统治是以人对大自然的统治为基础的。这就引起了人类的警觉：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异化了。恩格斯在其哲学论著《自然辩证法》中，提出那划越时代的理性洞见：“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确实取得了我们的预期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34)并进一步分析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论述了“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他说：“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动物强，能够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5)显然，这里所说的人对自然的支配，与通常印象中的支配是不同的。实际上，在恩格斯看来，人对自然界的支配不是“在自然外面支配自然”，而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通过“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来支配，而且据此人会“感觉到，而且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进而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36)
应该肯定，马克思主义中有他自己的生态学观点，正如多纳德·李在研究了马克思青年时期的重要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得出的结论一样：“由于马克思在主张自然人化的同时还提出了人的自然化，承认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因而他的理论基点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不是对立，并不必然导致人对自然的征服与统治，他本人也不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者。相反，马克思所致力于的正是克服在资本主义阶段尖锐化的人与自然的分离，其基本手段就是推翻现行的浪费的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合理人道、有利于环境的新社会，从而再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历史统一。”(37)
进入七十年代，随着更多的社会主义者介入生态运动，一股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倡导“社会主义生态运动”在世界上兴起，主要的理论著作有威廉·莱易斯的《自然的政治》和《满足的极限》、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安德烈·高兹的《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瑞尼尔·格仑德曼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戴维·佩珀的《现代环境主义的根源》和《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等。这些理论著作系统阐述了生态社会主义的三个主要观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评，二是同意社会主义的有条件的生态学化，三是创建一个社会主义的同时也是绿色的新社会。
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应当明确承认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外在限制，应接纳尊重动植物生存权利、爱护自然环境的生态道德。社会主义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就包含着承认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外部的界限，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自由都基于对自然整体及其部分的内在规律的认识，人既不能无缘无故地从自然界中创造出什么，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自然事物的改变。
同时，自然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一切生命存在的基础和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来源，我们理应珍视自然环境的整体性和谐并对动植物类的生存给予应有的道德尊重，这种新道德观是人类道德意识的时代进化的体现。换而言之，人与自然是互相影响的整体性存在，它们各自是对方的一部分，并通过对方来展示自己，界定自己。人类作为自然整体的一部分，既要遵守而不能拒绝自然内在的必然性，又可以借助对象性活动将其改变为属于自己的第二自然。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构成了人与自然日益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认为，未来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将是人类物质与社会自由充分实现同时又符合生态原则的绿色社会。
此外，着眼于文化价值方面的生态批评始于自称为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其代表人物麦克斯·霍克海默、赛奥多·阿多尔诺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等，自四十年代开始，就已提出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对传统、神话和迷信的所谓进步取代是有代价的，其中之一便是日益膨胀的人类自我重要性和对自然征服的要求，认为由于对外部自然的统治和内部自然的统治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即“对自然界的支配包含着对人的支配”，试图借助对自然的统治，创造一个个体自由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正如麦克斯·霍克海默指出的，“经济和社会的力量呈现出盲目的自然力的特征，人类为了保护自己，必须通过适应它们而处于支配地位。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一方面我们拥有了私心，只想把天上和地上的一切变为生存手段的抽象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我们拥有了一个退化到仅仅作为受支配的物质、材料的空虚的自然界，除了这种支配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目的。”(38)因此，他们主张发起一场“自然的复兴”运动，要求实现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解，并把自然看作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存在。人类必须从生态学原则即从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对非人自然的依赖性视角，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技术系统，思考人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需要这些能源、这些交通方法、这些工业的技术。在他们看来，环境危机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暴露了人类自我重要性的膨胀和人类理解自然进程能力的错误信念的危机。而生态科学对自然存在和生态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确认表明，人类是自然进化顶峰和唯一价值与意义主体的传统观点是缺乏根据的，相反，生物群体中的多层部分都有其内在的价值权利，值得我们给予平等的尊重。
面对现实，反思历史，浩渺宇宙，天地自然，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本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客观存在。它是蓝色的天空，它是清澈的河水，它是四时有序的季节更替，它是神奇之余的赞叹与敬畏……但身处现代文明中的人们却发现，真实而洁净的原初大自然已日渐远离我们的生活，自然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自然了。沉缅于工业化进步与辉煌达数个世纪的人类终于发出了长梦初醒般的追问，自然何以呈现为今天这样一种既反自然、又反人类的形式，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怎么了!
大自然的沦落无疑始于和根源于的现代理性启蒙的陷阱，在人类理性旗帜高高飘扬的背后，是大自然的神性和灵性的一步步萎缩，直至成为一堆由人类任意摆布的僵硬而被动的物质。结果是，“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活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39)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就是，人类驱逐了高高在上的神学的上帝后，自己却变成了为所欲为的自然的上帝。
大自然已经沦落了。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已经存在了千万年的大自然，竟成了既无意义也不能自足自救的存在，它作为自我生长自我平衡存在的自足价值被漠视被遗忘了。结果是，自然在哲学视野中被简化为只有广延或数学特征的工具性物质，在经济学的视野里也仅剩下带来利润的工具性资源。在将一切都分解成为商品形式的制度的控制下，地球受到侵犯，森林变成木材，海洋变成了渔场和污水坑，各种矿藏被掠夺性开采，温带热带森林的大量消失，动植物种类的迅速灭绝，这一切都是在人类进步的名义下进行的。自然已经沦落，并仍在无可挽回地沦落下去。二十世纪是一个自然为人类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迷梦付出最惨重代价的世纪，而且在一个新的千年周期来临的时候，我们还看不到它终结的确定的前景。现实是，我们正日益面对着一个被人类理性照耀得面目全非的虚伪的自然，我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对自然这个公共牧场的哄抢与蹂凌，而且也越来越难以听到大自然的呻吟和人类真理的呼唤。
两千多年老子的弟子列子，讲述了一个“杞人忧天”的故事，从此便被人们视为愚昧无知的典范，谓之为胡话，谓之为神话。而进入现代文明的人类，今天却同那位杞人一样，忧心重重的看着南极上空的天。科学研究证明，由于温室气体的持续超量排放，已使大气层中出现了不只一个的大如美国国土的臭氧空洞，它将导致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皮肤疾病增加等直接危害。然而，面对中国古代道家哲人的如此大智和日益恶化的现实，人们却已能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和破坏臭氧层物质指标上斤斤计较、言而无信的状况，泰然处之了。从1987《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签定，到1992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曾一度让我们心中升起未来的希望，但进入90年代后，首先是发达国家在当初允诺的基础上步步退却，却让我们重坠入失望的泥潭。这再次证明了现代人所担忧的只是他们自己，只是小写的“我”，比起老子、列子等古代道家哲人，可谓差之千里、进而不化啊。
各种深刻的反思，使世界上更多的有识之士关心环境，重视生态，许多生态哲学家、环境学家、历史学家、人文科学家纷纷将目光投向工业化世界以外的更远更广的范围，投向东方古老的世界，投向中国传统的文化，这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要。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人类新文明——绿色文明的重建中，当自有相当的价值。人类因科学技术的强大和自我意识的膨胀，忽略了大自然本身的价值和固有的规律，背离了老子所说的道，对大自然无休止的掠夺，到头来反为自己挖掘了一座座难以自拔的陷阱。现代人类只有改变观念，采取新的思想、新发展模式、新的生活方式，才能真正地避免走向毁灭，重造辉煌的未来。这当是老子道法自然、天人合和思想，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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