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神仙信仰中的人生观
从先秦开始，中国的文化就显现出一种重人性而非神性的思想特征。这种积极的观念，最早反映在《尚书·洪范》之中：“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老终命。”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早就把追求人生的幸福同长寿、健康、安宁、道德紧密相联。在他们看来，人生的幸福并非仅仅是财富与地位的占有，幸福是意味着生命的完善与圆满。而在其中，健康、安宁、长寿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是第一位。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文化背景。才孕育了道教的仙学。
在上古典籍《山海经》中，记载了许多巫师超凡的业绩，也出现了一些长生不老的种族，有“不死之药”、“不死民”、“不死山”、“不死树”。又经商、周至战国，已形成了以养生长寿为目的的各种方术，如吐纳、导引、坐忘、心斋、守一、内视、治气、服饵、房中等，并形成了以彭祖、王乔、容成公、安期生等人为代表的行气、房中、药饵三派神仙。
《汉书·艺文志》评价说：“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求于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在《楚辞》、《庄子》中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仙人的生活，说他们肌肤如同冰雪，风彩神韵如同处女，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驾驶飞龙，行走云中，逍遥四海，与世无争；他们具备超常的功能，不惧危险，水淹不死，火烧不死，无忧无虑，其息深深，心忘容寂。当“天下有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到，身无常殃。”(2)这里所说的“三患”，即指人生的疾病、衰老、死亡。成仙之后，就能脱离病患，跃出生死，永远逍遥在天地之间，这就是神仙。
神仙思想即由“不死”的观念发展而来。《周易·系辞》说：“阴阳不测之谓神。”《释名》曰：“老而不死曰仙。”人生自古皆有生有死，唯成仙之人长生不死，变化莫测，故谓之神仙。《汉书·艺文志》所录先秦神仙家著作十部，205卷，其中有导引、按摩、芝菌、黄治等称谓的书籍，显然皆为炼养方面的文献。此外，房中类著作有八家，186卷，并评价说：“房中者，性情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人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即是讲房中卫生、禁忌及却病之术。
这些观念和方法后来被道教继承，并发展成为一种非常独特的仙学理论。这种仙道理论以老庄学说为核心，以神仙家的养生内炼方法为基础，并广收博览先秦诸家关于重生贵人的思想，可谓百川归海，以追求健康、长寿为主要目的。
在道教看来，要想做到长生不死，肉体成仙，首先应从爱护、保养自己的躯体和生命着手。为此，道教中人从理论上作了充分的阐述，提出了重命养身、乐生恶死的主张。《太平经》中认为，人生最可贵的是生命，它属于每一个人仅仅一次。书中说：“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一死，终古不得复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死命，重事也。”因此，人应该热爱自己的生命，“常欲乐生”，“要当重生，生为第一”。基于这种认识，炼养身心、健康长寿便成为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所谓“唯思长寿之道，乃安其上，为国宝器”。那么，怎样才能得健康、长寿呢?《太平经》提出了“自爱”、“自好”、“自亲”、“自养”的主张，去凶远害，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求得生命的长存。应该承认，这是一种积极的养生观，它既不同于宿命论者那样将人的生死归结为天命或鬼神的力量，也不象虚无主义者那样宣扬四大皆空，将生命的载体视为“臭皮囊”。经中反复告诫人们，人的命运就在自己的手中，为什么要去仰呼上天呢?“有身不自清，当清谁乎?有身不自爱，当爱谁乎?有身不自成，当成谁乎?有身不自念，当念谁乎?有身不自责，当责谁乎?复思此言，无怨鬼神。”这种不呼天不怨鬼神的“人命”观，与宿命论者和虚无论者的观点相比，充满了何等可贵的自重精神。
与《太平经》同时的其它几部道经，也都贯穿着这种信念。《周易参同契》说：“引内养性，黄老自然，含德之厚，归根返元，近在我心，不离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长存。”《老子河上公章句》说：“修道于身，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其法如是，乃为真人。”《老子想尔注》亦曰；“不知长生之道，身皆尸行耳。”“归志于道，唯愿长生。”以上这些论述，都以修身养性、延年益寿为修道的第一要旨。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养生史上震聋发聩的宣言——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西升经》说：“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我不视不听不知，神不出身，与道同久。吾与天地分一气而治，自守根本也。”早期道教养生家提出的这一口号，是道教积极逆转乾坤、参与造化的精神的集中体现，包含着一种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
至唐宋时期道教内丹派的形成，进一步弘扬了这种思想。钟离权指出，人能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体天地之道，为万物之最灵最贵者。但人的本性却阴阳相杂，故可以为鬼，亦可以为仙。不事修炼，恣情纵意，病死而为鬼。知之修炼，超凡入圣，脱质而为仙。仙者全命保生，以合于道，“当与天地齐其坚固，同得长久”。(3)吕洞宾说：“心境澄清莹且明，施行功业契天星，刚柔宇宙存乎掌，万化生成只在身。”刘海蟾亦曰：“作用施为，契合天命。虽宇宙之大，不离掌握。万化虽众，亦生乎身。”施肩吾也说：“宇宙乾坤柄，掌握文明定，万化生成只在身，抱一功神圣。”(4)陈抟《指玄篇》曰：“若得心空苦便无，有何生死有何拘；一朝脱下胎州袄，作个逍遥大丈夫。”至张伯端承钟吕、陈抟的丹法，著《悟真篇》传世，对道教内丹成功的信心更加充足。他说：“大药修之有易难，也知由我也由天。”进一步认为：“药逢气类方成象，道在希夷合自然；一粒灵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充分显示了他宏大的气魄和坚定的信念。同时也说明了道教的内丹思想、仙学理论并非逃避现实，而是重视现实。他们的理想是在现实的基础上而跳出现实，通过对身心的全面修炼，最后进入更高的人生境界。
从某种角度看，如果说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怀抱经世致用之愿，忽视对自然与人本身奥秘的探索，仅仅周旋揖让于朝廷王公贵族士大夫之中，只注重协调人际关系，而每每感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5)“命矣夫，斯人而有斯疾也”，(6)在自然力面前表现出一种孱弱怯懦的态度；那么，历代的道家、道教人物身处山野之地，接触自然，宁静深思，潜心修炼，窥探天人之际与生命的奥秘，公然宣称我命在我不在天，显示了一种企图控制身心、驾驶自然的大无畏气概。这也突出了道教仙学的一个鲜明特，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主动进取的精神去探索和追求人类的健康、长寿，取得把握自身生命自由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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