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信之死谈起

     史是“易姓革命”为线索的历史，在易姓的权力交接过程中，总有一些人的命运值得细细品位：他们连同他们的主子埋葬了旧王朝，又在他们主子的新王朝中被埋葬——他们把旧王朝连同自己作为新王朝开张的祭祀。其实，遍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诛杀功臣倒好像是常有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有了黄仁宇先生所谓的“历史的长期合理性”的味道，只不过在中国的“易姓革命”中更为突显而已。本问拟就以下两个方面，试就刘邦和韩信的案例分析一下。
     一．“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上面的这句话是孔夫子在听到弟子宰我用“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 ，来回答鲁哀公的“用什么做土地神的神木”的问题时所说的话，我猜想老夫子当时的神情一定是郑重其事、咬牙切赤的。然而，作为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一个人，做事的确能对过去不闻不问吗？
     我看未必。历史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历史一经写定，在许多场合下，后来者不得不循着它的轨迹继续走下去，尽管这种走法未必合乎理性，未必是获取利益最大化的上上之选，可以说历史已经设定好了未来的几种可能的走向。“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只是当人们在优越的环境中有充足的时间、足够的理性去反思历史的时候才会有用。而在“突发状态”，人类仅有的一点反思精神都会被柏拉图所谓的“血气”（Tymos）所代替，人们想到的不是现在该怎么办，将来会怎么样，而是过去如何如何，一种 “被剥夺”的感觉跃然而生，情绪就有可能成为压倒一切的决策的主要依据，迫使他们作出不一定就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来，最终甚至有可能伤到了自己。
开国皇帝诛杀功臣之所以突显，也正在于他们（皇帝和功臣）有着更多的共同的过去，太多的共处的经历，交往中很难避免有不快产生，而这种不快在历史中积淀下来，在“突发状态”压倒了以往相处的愉快。王朝的皇帝杀自己的大臣，当然不需要解释太多，只须给他们扣上一个“谋逆”的罪状足以，而没必要把他和功臣以往的不快抖出来，并列入功臣的罪状，那样就太显得 “圣主”小气了。倒是毛泽东，为了形式上的民主的集体决策，在上世纪60年代的庐山会议上，为了打倒彭德怀，不惜道出了他们之间历史上的种种不快，作了封建皇帝想做但不屑于做的事，什么“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 。”“我同你历史关系，这么多次，你每次动摇，昨天朋友，今天敌人。”“历来要用你的 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6亿人中最高明的是你，（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是假 的。我们的合作是三七开。”“总起来三七开。”“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 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高饶事件你陷的很深。”“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能摇过来 。”（参见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下面看一下刘邦和韩信的关系史。
自从“韩信拜帅”以后，当时的刘韩关系在楚汉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好的，要不然也不会有作为战争后期决定力量的韩信坚定地站在刘邦一边，也不会有韩信那感人至深的话：“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更也不会有刘邦在以“莫须有”的罪名抓住韩信后对其他人少有的宽容，“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但我们也应该注意以下几件事。
      1． 刘邦的两次夺军事件：
第一次夺军是在公元前208年刘邦在成皋大败之后，“汉王跳，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驰宿修武。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益收兵赵地，使韩信东击齐。汉王得韩信军，则乃振。”
第二次是韩信带领30万大军帮助刘邦灭了项羽之后，天下刚要太平，刘邦“还至定陶，驰入齐王（韩信）壁，夺之军。“两次夺军事件使韩信极为尴尬，应该说对刘邦的无赖性格有了很深的认识，认识到刘邦对自己是怀有戒心的，对自己并非完全信任，种下了日后反叛的种子。
      2． 韩信的要王事件： 公元前209年，韩信大破齐国之后，也许是对刘邦无赖行为的一种回应，派人对刘邦说，“东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当时刘邦便大怒，骂道：“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在张良、陈平一再示意之下，才改口，“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为假为！”这次事件留给刘邦的应该是对韩信更加的不信任：他并不完全忠诚于我，幸亏上次提防了那小子一手，以后更要防着点他。尽管韩信的行为本身的“不义”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对刘邦“不仁”行为的一种回应。
总之，无论是刘邦假游云梦擒韩信，还是韩信背反刘邦，本质上都是他们基于各自对对方以往所作所为，在现实状态下的一种抉择，是建立在交往经验上的一种行为。他们在现实的条件下有必要时就不断翻阅着历史上的旧帐，一步步走上了“自我实现的预言”，而关键所在就是过去的经验，于是两人走上了历史说设定好了的不归路，最终君臣反目，在韩信临终悔歌“岂非天哉”的不久，刘邦也有了《大风歌》的“慷慨伤怀”。
    二．“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孔子 下面我们来探讨是在怎样的“危急状态”下促使休眠中的历史旧帐复活起来，并开启了由它设定好了的历史通道。 所谓的“危急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突发的事件，但又绝不同与突发事件，它是指由人来评定的不得不面对的并需要作出迅速决断的事态。它既然由人来评定，当然要搀杂许多的主观因素，任意性要大一些。它是开通历史设定好了的轨迹的催化剂，下面看一看刘韩二人之间的“危急状态”。
       1．燕王臧荼的造反： 臧荼原来是反秦中的燕国的将领，在灭秦的战争中，跟从项羽攻打赵国，并随而入关，被立为燕王。他造反后，刘邦亲率大军才把他镇压下去。如果说，臧荼造反之前，刘邦还沉溺于战胜项羽的喜悦中的话，造反之后，他就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坐稳龙廷，如何对付功臣旧故的问题了。他应该想到了那些雄居一方、手握重兵，而又在过去并不是一贯忠诚的大臣。尽管他从前也许也想过类似的问题，但毕竟这次来的太实在了；管他早晚也会怀疑功臣的忠诚性问题，但臧荼的造反加快了这种进程，大大提前了功臣们上断头台劫数的期限。
       2． 自我的膨胀： 大凡是功成名就的人，自我总会有所膨胀，这是由人性的弱点决定的。1853年，洪秀全、杨秀清刚刚得到了一个孤城南京，在四面危机的情况下，尚且大兴土木，作威作福，更何况早他们两千多年、一统天下的刘邦！刘邦刚刚登基，便大大的摆谱，于是有了他与刘太公——刘邦的亲爹的冲突，结果刘太公虽然被尊为太上皇，心里却也感激太公管家所谓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 并大大的赏赐了管家500斤（金）。对亲老子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对那些功臣了。所以，也就容不下别人的一点错，哪怕只是过去给自己穿了一丁点的小鞋，这是功臣被诸的主要原因。而韩信一向自视颇高，常常称病不朝，“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怏怏，羞与绛、灌等列”，一副我行我素的模样，而韩信领兵多多益善的夸耀，刘邦虽然笑而不语，实际上已经触动了他的某根神经。
      3． 为后继者考虑： 开国的功臣一般自恃功大，老皇帝在时还能勉强镇抚的住，而如果老皇帝死了，小皇帝是否能对之产生足够的权威呢？这是每一个开国皇帝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正如刘邦的孙子汉景帝在看到功大的周亚夫对自己的无理稍有反抗时的表现，“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看一看刘邦在白马之盟的表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无非就是为了巩固刘家的政治根基，为未来的权力交接作好准备，引子中的《大风歌》词就是刘邦当时复杂心情的体现。但在复杂的感情中，“时不我耐”的紧迫感应该是中心的感情，所以也才会有“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带有遗嘱性质的训令。
这种紧迫感是诛杀功臣的主要原因。功臣过去的本事为新王朝的建立立下了大功，却也可能成为新王朝的危险，要防微杜渐。看一看越王勾践是怎么对待文种的吧，“越王乃赐剑曰：‘子教我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 老之将至，一定要给后继者留下一个好的政治局面，于是他实施了一系列好象是有计划的避反策略。反正早晚都要反，晚反不如早反，趁自己还在，趁自己还有准备，先入为主，也许是当时最最稳妥可行的方法。历代史家对刘家皇帝少有指摘，主要是为了维护“相维辟公，天子穆穆”的君臣等级制度，到还是被迫叛汉的李陵敢言，他在给苏武的那封《答苏武书》中说：“昔萧樊囚絷，彭韩菹醢……蛮貊之人尚犹嘉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凌虽孤恩，汉亦负德！”
      上述原因，加之历史旧帐，使刘邦一点也不顾惜君臣情分，痛下杀手，但不一定就是自己愿意所为，正应了那句俗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上面对韩信之死进行了分析。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古代诛杀功臣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上君臣之间的不快；二是在紧急状态下的现实考虑。一是诛杀功臣的催化剂，二则是直接诱因。两者的关系如同潘多拉盒子和想打开盒子的人的关系一样。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之下，君臣反目几近必然。除非臣子用实际的行动向君主表明自己无进一步发展的奢望，且对老皇帝及其子嗣的权威五体投地的服从。就像张良那样，但这样对臣子的要求又近乎苛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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