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亚洲腹地的喀什噶尔——古疏勒，自古至今都是欧亚大陆间的通衢要地；特别是丝绸之路开辟之后，南来北往、东去西行的各色人种川流不息，汇聚在这个中西交通的十字路口，使这里的古代居民呈现出格外复杂多样的民族成分。据此，有人就曾把喀什噶尔称作“各色人种的博览会”。
    在信仰伊斯兰教、采用阿拉伯文字的现代维吾尔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古代的喀什噶尔曾经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在新疆的古代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地位。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了解一下喀什噶尔古代居民的来龙去脉，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喀什噶尔古代文明的当地各族人民，分别是历史上的哪些部族?他们又是如何融会进化为今日的居民?他们在历史上又有过怎样的贡献?下面，笔者不揣浅陋，根据掌握的一些初步资料，将生活在喀什噶尔的古代居民按出现顺序大致排列如下。
    新石器时代的先民现有考古资料表明，整个新疆在旧石器时代尚属人迹罕至，只是在距今约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文化时代，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所发现的以细石器、磨制石器和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迹，同我国东北北部、内蒙、宁夏、陕西、青海、甘肃等地的同一类型遗址，不仅在地域上连成一片，而且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渊源联系，说明新疆的原始人群是从中原的北部和西部地带逐渐西迁过来的。
    在喀什市附近，就先后在塔希毛拉、汗诺依、阿克塔拉、温古洛克、库鲁克塔拉、德沃洛克以至市区内，发现过大量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物。考古结果还表明，这些文物，与我国黄河流域所发现的同一时期的历史文物，在各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而与毗邻的中亚地区同一时代的哲通文化与克尔特米尔文化，却有着极为显著的不同。这表明六七千年前喀什噶尔的古老居民们，与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这不仅为研究我国新疆地区的原始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对研究我们整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原始文化，也有着重要意义”(《新疆考古三十年》43页)。
    遗憾的是，上古时原始人群的族属大概还很难确定；在新石器时代就居住在疏勒——喀什噶尔绿洲的这些先民们，究竟属于自内地西迁的哪一部族，操何种语言，目前还不可能知道。
    塞种部族  公元前8--9世纪，塞人曾广泛分布于咸海以东到帕米尔高原一带，东端的一小支甚至远居敦煌、祁连间，我国史书中称为“允姓之戎”的，大概就是这些塞种部族。
    在西方史料中，塞种则被称为“萨迦”或“塞克”人。据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记载，塞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他们穿着裤子，带着本国自制的弓和短箭，此外还有他们称之为‘撒伽利司’的战斧。”据有些专家考证，塞种人所操的可能是一种印欧语系的上古东伊朗语。
   《汉书·西域传》中说：“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自此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这是追述的先秦、西汉的史实。休循与捐毒都是帕米尔山中的游牧小国，距疏勒国不过数百里，到东汉未期都归属疏勒国。因此，塞人活动的地域是应包括疏勒在内的。
    公元前176年左右，大月氏西迁，击败塞人部族，大批塞人被迫从伊犁河谷南迁，其中有一支曾通过喀什西北的铁列克山口，先后定居疏勒与于阗二绿洲。本世纪以来，在喀什地区的巴楚县与和田地区，都发现过古代塞语文献，说明西汉以后，疏勒绿洲曾是古代塞人活动的重要地带。塞人南迁之际，已进入有阶级社会，有过相当发达的古代文明，这对他们后来定居的西域古疏勒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产生过巨大影响。有人甚至推断，“疏勒”这一地名，就是塞人的贡献。
    诸羌之族  先秦时期，今陕、甘、青一带的羌人势力极为强大，活动范围也很广泛，从诺羌、于阗甚至葱岭间，都有羌人足迹。近年来，在塔什库尔干香巴拜地区发掘的40座古墓中，就有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羌人遗骨。位于葱岭东的疏勒绿洲上，也会有大批古羌人定居。他们西迁的时间，有可能比塞种人还要早好几个世纪。但羌人行踪飘忽不定，经济文化水平也比塞人低，直至东汉末期诸羌各部族还是以“酋豪”相统属；而塞人早在西汉初年就已有了“塞王”。
    在疏勒绿洲上，塞人的语言文字和经济造成的影响，相应要比羌人大得多，而羌人反而不见留下什么东西。据史料记载，羌人的容貌特征，与中原华夏民族大致相似。《史记·西域传》记道：“自大宛(今中亚吉尔吉斯草原)以西……，其人皆深眼多须髯。”深眼多须髯是印欧人种的明显特征；而位居大宛以东的疏勒居民，在外貌上当与中原人相差不大，否则严谨准确的太史公是一定会指明的。 所以公元前128年左右来到疏勒的张缮，所看见的当地居民，应当主要是锗羌之族迁来的后裔；至少在那时还没有混入印欧人种血统，而是与中原人相同的蒙古利亚人种成份居多。
    东汉末至魏晋时期，西迁的羌人则更多。《魏略·西戎传》云：“从若羌西至葱岭间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羌、黄牛羌，各有酋豪。”这些后到的羌人，很快就陆续融合到早于他们几个世纪就定居在疏勒的同家之中了。
    魏晋以至隋代史籍中，对西域疏勒国居民的描述，都是这样一句话：“人手足皆六指，产子非六指者皆不育。”可知手足长六个指头是当地居民的一大特征；如果孩子生下来没有长够六指，而是与正常人一样长五指，反会被视为怪胎而要令其夭折。不知当时居民是天生的能长六指，还是特别地倡导和培养这种畸形，这习俗反正是够奇特的。
    这种长六指的特征一直沿续到唐代。不同的是，《通典》在记叙疏勒居民特征时，改作“其王手足皆六指，产子非六指者资不育”。似乎此时只有疏勒王族仍然保留着手足长六指的特征。是此时的普通百姓们都不乐意留六个指头，还是王室贵族们把长六指视为自己的专利以示血统高贵，这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自三国之后，疏勒邻近的渴盘陀国(在今塔什库尔干)，“其王本疏勒人，世相承为之”(《新唐书·西域传》)。说明疏勒与渴盘陀的居民之间存在某种血缘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以古羌人的某些特征为标志的。
    据西方学者研究，“在西藏所观察各点之中，普通最易获见的畸形，即系六指”(《塞外史地论丛》)。可见手足长六指也是藏人的特征；而藏人的远祖，正是我国古代的诸羌之族。
    粟特人  公元5世纪以后，“自南昌(今吐鲁番)以西诸国人皆深目高鼻”(《北史·西域传》)。说明高昌之西的疏勒居民，在部分仍保留“手足皆六指”的特征外，大部分人已有了“深目高鼻”的新特征，这决不是突厥部族的特征，而是印欧人种的特点。
    作为中西交通的十字路口，继部分塞种和大批的锗羌之族之后，往来于疏勒并定居的，还有大月氏、匈奴、汉人和吠哒人(即中亚的白匈奴，5世纪末曾占据疏勒)，只是为时不长而且数量有限，很快也就融入并不“深目高鼻”的原居民群中去了。而数量最多、定居时间最长的，要算是粟特人。
    粟特人原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操中古东伊朗语的古老民族，从我国的东汉时期直至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长于经商闻名于欧亚大陆。作为丝路贸易集散地和中转站的疏勒，必然格外地吸引粟特人到此经商并定居。直到11世纪，喀什噶尔城郊还有大批的操粟特语的村落，这在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中，就有明确记载，说这些土著居民操“坎杰克语”；突厥称西域康居国为“坎杰克”，而康居正是粟特人的故乡。
    由于大批印欧血统的粟特人加入，原先在外貌上“颇同华夏”的疏勒居民，在民族成份上有了极大改变。这大概就是后来疏勒居民大多无法保持“手足皆六指”的传统，而王族成员为了避免被“深目高鼻”者同化而极力保留六指特征的主要原因了。所以，公元644年唐僧玄奘取经返国抵达此地时，疏勒国大概除王族成员外，绝大多数居民“六指”特征已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不仅是“深目高鼻”，而且还“文身绿睛”(见《大唐西域记》)，即长着绿眼珠、喜欢在身体上刺花纹；这与西方人记裁中描述粟特人“金发碧眼”的特征大致吻合。
    当然，在这一时期，还有相当数量的波斯、北高加索及西亚、南亚的其他印欧血统人种涌入疏勒，加入当地居民的行列，这只会使这里的居民在容貌上愈显得“深目高鼻”了。
    对这一时期当地居民的语言文字，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也有记录；“其文字，取则印度，虽有删讹，颇存体势。语言辞调，异于诸国。”并且还提到从疏勒到铁门关(中亚包兹阿勒山口)一带的人，都使用从上往下书写的文字，而且语言也比较接近。说明此时疏勒居民的语言，与今新疆的其他地区差别很大，而中亚粟特语言的成份却很重，这与《突厥语大辞典》中的记载也很吻合。至于文字，由于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当时作为西域四大佛教文化中心之一的疏勒，采用自上而下书写的印度婆罗米文，那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
    西突厥部族  公元6世纪初，原居于我国漠北草原的突厥部族开始向西迁徒，其中一支在西域创立新政权，被称为“西突厥”。公元567年左右，西突厥驱逐吠哒人，其势力的南域已抵达疏勒国。为防止疏勒国人摆脱突厥而投向中原，突厥贵族还曾以汗室公主与疏勒王联姻。但这还只是属于政治方面的联系。
    到公元7世纪后，西突厥贵族曾与唐朝在西域长期争夺，安西四镇之一的疏勒都督府就是突厥军队争夺的重点地区。如公元658年时，西突厥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的残部就在疏勒一带活动。公元662年左右，原居于伊犁河谷的西突厥弓月部也南迁疏勒，多次胁迫疏勒王反唐，其部族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此定居在疏勒了。在唐王朝正值实力上升的阶段，敢于策反疏勒都督府叛唐为乱，说明来到疏勒的西突厥部族势力雄厚，人数绝不会少。他们在促使疏勒居民逐步突厥化方面，可能起过先锋的作用。而且，在民族融合同化的过程中，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也是突厥部族能在疏勒迅速占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突厥及以后相继来这里定居的样磨、回鹘人，都同操突厥语，属蒙古利亚人种，都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珠，但却不具备“深目高鼻”的特征。这些部族进入疏勒后，与当地居民同化的过程中，也开始逐渐“深目高鼻”，但也逐渐消除了本地居民原先那种“金发碧眼”的特征，而保留了黑发、黑眼珠的固有特点，这种“深目高鼻”、黑发、黑眼珠的特征，一直在当地居民中延续到今天．
    吐蕃人  商代中晚期，吐蕃势力极为强盛，今西藏、青海是他们的主要居住地，其控制范围东抵武州(今甘肃武都)，西至葱岭，北界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南可达今尼泊尔。疏勒镇当然也在其中。而且早在唐朝初期，疏勒镇就一直是吐蕃与西突厥乃至与唐朝争夺的最重要据点。
    8世纪初叶，阿拉伯(大食)的伊斯兰教“圣战”东征军，征服中亚后，兵锋曾直抵帕米尔高原，就是由吐蕃军队联合疏勒军民击退的。在这一阶段，吐蕃人中也有不少定居在疏勒；但比起以后陆续迁入定居的操突厥语的民族，吐蕃人的势力相对就比较弱；在民族构成和语言等方面，所发挥的影响也就逐渐消失了。
    样磨人  公元744年，漠北草原的回纥部族击溃突厥汗国，建立了我国少数民族历史上著名的回纥汗国。为了向西部扩大势力，回鹘一九姓乌古斯中的一文样磨部，步西突厥后尘进居西域。样磨，在史书上又记作咽缅，即《突厥语大辞典》中所记的“亚格玛”部。
    样磨部西迁后，最初活动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七河流域。唐天宝年间(742—756年)，突厥汗国灭亡，突厥部族之一的葛逻禄人被回纥汗国赶向西域，进而迁到七河流域向回鹘样磨部实施军事报复。样磨部实力不敌，只得再度—迁徒。8设纪末期，样磨部占据阿姆河与锡尔河的中上游地区。到6世纪初叶，吐蕾势力退出天山以南后，样磨人占据了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葱岭东西一片地方，从此在这里定居。其疆域南至鸭儿看(今莎车)，东到今巴楚，西到中亚奥希(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北不过今阿克苏。
    此后，这支样磨部族逐步改变了游牧的生活方式，与喀什噶尔的土著居民共同从事农业生产，成为回绝人中最早定居务农的一支部族。样磨部族的到来，使喀什噶尔操突顾语的居民开始逐步占据优势。
    这一切，也为日后回纪汗国从漠北大规模西迁，并以喀什噶尔为东都建立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乃至居民构成的基础。
    回鹘人  回鹘即回纥，可以看作是“维吾尔”的古称。唐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回纥可汗请唐朝改称回纥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说明回鹘汗国不仅与唐朝关系极为密切；而且也十分熟悉汉文化。
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由于驻地爆发饥疫，又加上黠蔓斯(今柯尔克孜)部族的军事进攻，被迫分三支向西迁徙：一支奔甘肃，日后称甘州回鹘；一支奔吐鲁番和库车，后称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支约15万人，由回鹘汗图贵族庞特勤率领，穿过伊犁河谷进据巴尔喀什湖以南，不久就兼并一个世纪前就已迁居该地的突厥葛逻禄部族，约于公元9世纪后半期建立了喀喇汗王朝。
    公元893年，喀喇汗王朝遭到中亚萨曼尼王朝的军事打击，王朝副汗奥古勒恰克被迫撤往帕米尔以东的喀什噶尔，与半个世纪前就已久居此地的回鹘部样磨人结为一体。从此，喀什噶尔就成了该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的中心之一。如果把早与这里土著居民融为一体的样磨部族也引入回鹘的范畴，那么，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喀什噶尔居民中回鹘人已占了优势；此外，还有从王朝西部陆续迁来的少量葛逻禄人。说是“少量”，那是因为葛逻禄人不大情愿放弃固有的游牧传统。1163——1168年间，西辽政权曾强令西喀喇汗朝境内的葛逻禄人，从撒马尔罕迁移到喀什噶尔务农，就发生过葛逻禄人大规模武装暴动的事件。
    10世纪初，喀喇汗朝的索图克·布格拉汗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并为自己取了阿拉伯化的教名——阿不都·克里木，不仅使喀什噶尔成为伊斯兰教向天山南北传播的第一个基地，而且从这位大汗开始，回鹘部族的人名也有了阿拉伯化的趋势。索图克的儿子巴依塔什继位后，也追随其父取教名为木萨·本·阿不都克里木，并使伊斯兰教成为喀喇汗王朝的国教。
    从此，操突厥语的回鹘部族开始成为在喀什噶尔占统治地位的居民，在境内全面推广突厥语，宣布回鹘文为官方正式文字。当时的回鹘语，被称作“王朝语”，在王朝的“哈喀尼亚地区”——喀什噶尔极为通行。
    当佛教已彻底消亡，伊斯兰教己在喀什噶尔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后，喀喇汗王朝的上层人士与知识阶层中，开始采用阿拉伯文字母用于书写，大量的阿拉伯、波斯语词汇被当地操突厥语民族所吸收，这在古代新疆也算开了先例。但至少在该王朝的晚期之前，即11世纪末期，该王朝似乎也并不排斥自己传统的回鹘文。如1070年前后，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用阿拉伯文编撰《突厥语大辞典》，而玉索甫·哈斯·哈吉甫则仍以回鹘文创作长诗《福乐智慧》。完全放弃使用回鹘文，看来还是在12世纪以后。
    尽管喀喇汗王朝为日后维吾尔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乃至民族的形成，都起过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但当时在喀什噶尔这块地方的回鹘人们，却并不称自己是“维吾尔”——这大概是久居此地的样磨人起的作用。“维吾尔”这个称呼，喀什噶尔人专用来指阿克苏以东至吐鲁番的西州回鹘。《突厥语大辞典》中就记录了这样一首流行于喀喇汗王朝的战歌：

我们竖征旗于马上，
去出征维吾尔人和塔特人；
我们像飞鸟一样，
飞向贼人和恶狗。

“塔特人”即伊斯兰教所指的异教徒。在这里与“维吾尔人”并列，可知喀什噶尔地带的回鹘——样磨人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对被称为“维吾尔”的西州佛教回鹘心怀敌意——尽管西州回鹘与他们自己具有相近的血统。
    喀喇契丹  公元1128年，喀喇汗王朝被从华北西迁的喀喇契丹人消灭，在中亚建立了西辽王朝。以喀什噶尔为中公的东部喀喇汗王朝，虽然被允许保留封号和旧领地，但实际上只是西辽的附庸，喀什噶尔也迁入了部分喀喇契丹人。
    西辽政权在辖境内推行中原汉文化的典章制度，以汉语、汉文作为官方的主要语言文字。这种影响想必也会波及到作为附属国的东部喀喇汗王朝。但西辽的统治者毕竟不是正统的汉族，在民间还是允许各地固有语言、文字及宗教信仰存在，因此这种汉化的影响也只表现在上层统治阶级之中。况且伊斯兰教已在喀什噶尔扎下根基，居留此间的少量契丹人无一不被当地居民同化。
    在喀什曾出土一枚长5厘米的牙雕人物立像，头戴斜缨宽沿帽，身着大领束腰窄袖长袍，足登厚底长靴，据专家考证，这显然是典型的契丹人形象。突厥语称契丹为“合太依”，今喀什市西南还有被称为“包尔合太依”和“却合太依”的地名，很可能就是那时喀喇契丹人居住过的村落。
    乃曼人  1211年，西辽亡于乃曼王子屈出律之手。不久，屈出律带着他的乃曼军队进驻喀什噶尔。据有些专家考，乃曼人曾居阿尔泰山一带，可能是今哈萨克族中古时期的先祖之一；现代哈萨克族中仍有名为“乃曼”的部落。
    佛教徒屈出律为使喀什噶尔居民改变信仰，曾让自己的乃曼士兵住进城中的每一户人家。1218年，成吉思汗发兵击杀屈出律，乃曼人全部投降，其中有不少就留在了喀什噶尔，当然也被当地居民同化，因为他们原本也操突厥语。
    今喀什市西北，还保留着—处被称为“乃曼”的地名。
    蒙古部族  成吉思汗征服西域后，将今新疆地区封给次子察合台，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察合台汗国，蒙古部族的足迹于是遍布天山南北。
    喀什噶尔作为察合台汗国的军政要地，当时又被封给一个称作“杜格拉特”(亦译作“朵豁刺惕”)的蒙古部族当作世袭领地。从13世纪中期直到16世纪初期的近300年间，杜格拉特部族一直居住在喀什噶尔和阿克苏一带。1514年，杜格拉特部族所建立的政权又被察合台直系后裔赛义德汗消灭，建立了长达164年的叶尔羌汗国。
    无论是杜格拉特蒙古部族。还是叶尔羌汗国的察合台蒙古族后裔，其实早在15世纪时就已同化于当地操突厥语的土著之中了，他们相互通婚，共同信仰伊斯兰教，也说完全相同的突厥语；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些蒙古贵族的后裔总是以成吉思汗和察合台汗的后代自居，借以提高政治地位和影响而已，至于他们身上原有的蒙古族血统早已消失殆尽了。
    至16世纪的叶尔羌汗国时期，具有近现代基本特征的维吾尔民族，在天山南北才正式形成，喀什噶尔可以说是这一统一民族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基地。
    早在14世纪，以喀什噶尔地方语言和文化为标志，曾在天山以南直至中亚河中地区开创过一个突厥语文学的“喀什噶尔时代”。16世纪之后，又以喀什噶尔语为维吾尔语的标准形式，在天山南北推广了维吾尔文的古老书面语——察合台——维吾尔文，一直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
    乌孜别克族   18世纪中叶，清朝继明朝之后再统一天山南北，开始与中亚浩罕汗国相互通商贸易。作为浩罕汗国主体民族的乌孜别克族。于是大批地迁居喀什噶尔。由于浩罕汗国的当权者们极力要垄断两国贸易，并时常派遣浩罕富商充当入侵喀什噶尔的内应，招致清政府对浩罕汗国的强烈抵制，曾强令遣返居住喀什噶尔的乌孜别克人，其中大多数守法经商的乌孜别克人也受到株连；即使侥幸留下来的，也严禁他们与当地维吾尔族居民通婚。
    但此后的近两个世纪中，浩罕汗国的许多乌孜别克人或经商或访亲，还是定居在了这里；有些则是参与入侵战争(如张格尔、玉素甫、七霍加、倭里汗直至阿古柏的入侵)后留下来的。这些侨居喀什噶尔的乌孜别克人，很多从此之后再没有返回本土，在这里娶妻生子安居乐业。他们之间，或同化于本地的维吾尔族，或仍保留其族别。由于语言相近，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也大致相同，喀什噶尔的乌孜别克族与维吾尔族相处的也很和睦。
    今喀什市内，有一条最繁华的工业品市场街，被称作“安江热斯特”。安江，即安集延的变音，是中亚乌孜别克斯坦的一座商业名城，历史上喀什噶尔人就称浩罕汗国的乌孜别克族为“安集延人”。18世纪末期，他们就集中在喀什噶尔的这条街上开店经商，这条街也就因此得了“安江热斯特”或“安江巴扎”之称，在喀什近现代历史上很有名气，直至解放初期，这条街依然有很多的苏联乌孜别克人在经商。
    另外，在喀什市东北部还有一个农业乡，其名称干脆就叫“浩罕”乡，清代末期定居喀什噶尔改行务农或从事手工业的浩罕汗国乌孜别克人，大多集中居住在这里，当时的目的大约是为了便于管理，于是当地人就称这里为“浩罕”了。现在浩罕乡的居民绝大多数已成为维吾尔族。
    汉族自我国两汉以来。内地就有不少汉族人来到疏勒——喀什噶尔，大都是往来经商、为官或保卫边疆的。如东汉班超驻守疏勒时。就有上千的汉族士兵长期居住在这里，唐代成立疏勒都督府和疏勒镇时，定居在这里的汉族官员、士兵和商人大约要超过上万人；仅“疏勒军”中就有五六千汉族士兵，曾在这里垦荒屯田，生活了一个多世纪。除了战死或返回内地的，留下的想必都同化于当地土著居民之中了。
    自清朝平定“大小霍加之乱”统一新疆后，定居喀什噶尔的汉族(包括满族)人就日渐增多。1762年喀什噶尔汉城建成后，仅驻防的各级汉族官员、士兵和仆役人等就有上千人。到1794年，在喀什噶尔汉城——徕宁城南门外，又招来近千名内地汉族商人定居经商。
    1828年张格尔事变平息后，今喀什市东南10公里处建起一座喀什噶尔新汉城(即今疏勒县)，城内几乎清一色是满、汉官员和商人、手工业者，而上千的汉族士兵则驻扎在城外，分八屯居住，号“八屯乡”，至今都可以查访到。那些士兵有事则守城作战，无事就屯田自养，其中内地各省籍都有，尤以湘、川、陕、甘人为多。近170年来，城内人部分保留了汉族别，被称为“老新疆”，他们操的汉语富有特色，而且大都精通维吾尔语；而城外“八屯乡”的士兵，都在当地娶了维吾尔族妇女定居。生儿育女繁衍至今，早已同化为维吾尔族；若问其先祖，还有人能翻出旧时家谱，说出自己祖籍的